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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明：我和方舟子分手、决裂的前前后后（转帖）

时间:2008年7月9日 作者：亦 明 来源:天涯

第一篇

2007年9月18日，新语丝网站在其“新到资料”中，发布了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关于删除刘实、亦明的文章的说明
      刘实、亦明曾经分别在2007年和2003年给新语丝投过一些声称反对中国的学术腐败的文章，并被登出。在我开始识破他们的动机，分别拒绝刊登他们的一篇来稿后，这两人就未再给新语丝投过稿，而改在其他地方发表文章，还都曾经给报道我的报刊投过污蔑我的黑材料，号称要打我的假。最近又发现这两人的“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他们要反对的“学术腐败”与一般人理解的有差异，与新语丝网站的宗旨不符，为避免新语丝的名声被妄人利用，让人误以为他们真的是获得新语丝认同的“学术打假斗士”，决定即日起将此两人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全部删除。特此说明。（方舟子）[url]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liushi.txt[/url]

我不知道刘实是谁，但亦明就是我。我与方舟子/新语丝分道扬镳已经四年多了，方舟子直到今天才把我从新语丝网站扫地出门，当然并不是因为他最近才发现我的“‘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怕别人把我误认为“真的是获得新语丝认同的‘学术打假斗士’”。实际上，我从来就没有听说任何人把我称为“学术打假斗士”，而除了方舟子之外，我也没有发现任何人被冠以这个称号。至於我的“反对中国学术腐败”，究竟“另有”什么“别的目的”，我“要反对的‘学术腐败’与一般人理解的”有什么差异，当年他“拒绝刊登”我的一篇来稿，是“识破”了我的什么“动机”，在他的“说明”中，方舟子并没有“说明”，在此，本人郑重要求方舟子先生：请把这些指控说清楚，否则，就有“污蔑我”的嫌疑。本人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其实，凡是了解方舟子其人和新语丝其站的网友，心里都十分明白，方舟子之所以把我的文章从新语丝网站清除，真实原因只是这么一句话：（亦明）“曾经给报道我的报刊投过污蔑我的黑材料，号称要打我的假。”报道方舟子的报刊很多，但我只给其中一家——《中国青年报》——投过“黑材料”，并且只有一次。这份“黑材料”就是在方舟子决定“处理”我之前一天在网上公开的、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的一封信，它在网上的题目是《方舟子不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关于学术道德问题的文章》。这封信中的材料到底是“黑”还是“白”，我所提出的批评到底是“污蔑”，还是根据事实说话，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能够很容易地作出判断。事实是，在很多中文论坛，任何批评方舟子的文章，都会招致方舟子的拥护者（俗称粉丝、拥趸）的回骂和反击。而我的这篇文章，至今没有遇到任何人的反驳，连方舟子自己都不敢对它发出一点声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事实胜于雄辩”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附录和真名省略）：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
      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先生在贵报开有专栏，大约每周发表一篇文章。从2004年底至今，方先生在贵报发表的文章，总共有80余篇，其中很多与学术道德有关，如他最近（2007年2月14日）发表的《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一文。笔者认为，由於种种原因，贵报不宜发表方先生此类文章。理由如下。
      道德是人类约束自己的行为的某种意识。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讲道德”的人，本身就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这些人被大众，----尤其是青少年，----视为楷模和榜样。方舟子先生之所以能够在贵报开设专栏，宣传学术道德，相信也是因为他多年来通过学术打假所积累的名望和信誉。学术道德的反面，就是所谓的“学术不端”，或曰“学术腐败”。据方舟子自己说，“学术不端行为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fabrication）、窜改数据（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三种行为。但是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包括进去。”（方舟子：《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令人遗憾的是，方先生近年来的有些作为，实际上就包括了他所列出的的绝大部分“学术不端行为”：抄袭剽窃、一稿多投、伪造学术履历。
      关于方舟子抄袭剽窃的指控，五、六年来，一直不绝于耳。但是，由於方舟子“抄袭”的对象是英文，所以他一直以“引用”、“编译”等借口来为自己开脱。（刘华杰：《评方舟子的"搬运术"》）。但就在去年年底，人们发现，方舟子在《现代药物是怎么开发出来的》中，大量抄袭五年前颖河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的系列文章《认识药物》。尽管方舟子曾再三辩解说，二文相同，是因为他和颖河参考了相同的英文文献，但是，由於方舟子把颖河对英文理解的错误都照抄过去，此一抄袭案已成铁案。（难度五级：《方舟子确实抄袭了颖河的文章》，见附录一）。因此，从不认错的方舟子在为自己辩解的声明中，都不得不说这样的话：“即便我这篇文章完全根据颖河的系列文章写成，只要不是整段地照抄，也称不上什么‘抄袭’，因为科普文章和论文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见方舟子：《对“方舟子抄袭颖河”一事再说几句》）。
      方舟子一稿多投，贵报当有耳闻。本人将网友收集整理的材料，附在此信的末尾，供您们参考（附录二）。需要特别提请您们注意的是，2007年1月17日贵报发表的方舟子《血迹里的秘密》一文，与他两年前在《东方早报》上发表的《抹不去的血迹》一文，完全相同。
      关于方舟子伪造学术履历的问题，最近也得到人们的重视。几年前，方舟子多次公开告诉媒体，他的收入来源之一，就是充当“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实际上，方舟子在2004年第9期《科技中国》上发表《对转基因食品的恐惧源于无知》一文，署名之下注有“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一行字。据悉，方舟子从来就没有从事过生物信息学研究，没有发表过这一方面的任何论文，并且，根据他公开的言论判断，他根本就不具有最基本的生物信息学知识，因此很难相信他会被聘为“生物信息科学家”。另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叫做“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不仅如此。方舟子在人们对他的这个身份发出质疑之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头衔了。这些事实都说明，他的这个学术履历是伪造的。还有，几天前，方舟子为了推销自己的新书《科学成就健康》（其中包括那篇抄袭来的《现代药物是怎么开发出来的》），接受医生专业网站丁香园专访，采访中，他宣称“我本人是学生物医学出身的”。（《方舟子接受医生专业网站丁香园专访谈〈科学成就健康〉》，新语丝网站2007年2月11日新到资料）。查方舟子1990年从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1995年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生物化学。在此之后，他从事了数年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分子生物学（或称分子遗传学）。在他的一生中，方舟子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关于生物医学的论文。因此，他的这项学术履历也是伪造的。
      总之，方舟子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自己丧失了作为学术打假人的道德资格，也丧失了对青少年，----贵报的主要读者----宣讲学术道德的资格。继续纵容这样的人一面从事“学术不端行为”，一面在贵报高谈“学术道德”，会在中国的青少年的心灵中建立一种这样的观念：一个人可以说一套、作一套，可以口是心非，可以一面唱高调、一面行下流。这种虚伪的道德观，实际上正是学术腐败日益猖獗的原因之一，相信它也正是贵报所要极力铲除的。
      方舟子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甚多，暂不讨论。

敬祝
编安
                                    XXXX（笔名“亦明”）
                                       2007年2月15日
主要参考文献
郭翔鹤、倪咏娟：《原告欲反告方舟子“抄袭”》，2006年8月1日《新闻晨报》。
[url]http://www.jfdaily.com.cn/gb/node2/node17/node33/node91334/node91354/userobject1ai1420183.html[/url]
刘华杰：《评方舟子的"搬运术"》，《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7期。
难度五级：《方舟子确实抄袭了颖河的文章》，2007年2月08日《青年论坛》网。（见附录二）[url]http://www.popyard.com/cgi-mod/post.cgi?forum=13&page=1&num=33544[/url]

续上

第二篇

一、几点解释

其实，方舟子如果认为我“污蔑”了他，他有我的电子信箱地址，他会查我的网络IP，他还有那么多的耳目内线，因此他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和手段，包括那些CIA、KGB、国安部手段，找到我。连隐藏极深的昏教授都被他挖出来了，挖出我这个曾经隐藏在他身边的“妄人”，又有何难？而以他的势力，他尽可以在网上搞臭我（我相信他会的），他更可以到中国的法院去控告我（我相信他不敢），根本用不着搞这种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的三岁小儿把戏。

我承认，亦明这个笔名能够产生一点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曾用它在新语丝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网友都认为我是新语丝的铁笔杆，甚至把我与方舟子、新语丝混为一谈，并且把我离开新语丝之后、在其他网站上发表的文章，都记在新语丝的帐上。其实，我在新语丝上集中发表文章，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2003年7月14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向新语丝投过任何稿件。对於这个事实，方舟子一直讳莫如深，我也从来没有就此在任何场合作过任何解释。因为我一直在信守这样一句中国古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尽管我与方舟子没有任何交情，并且我坚信，方舟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君子。

那么，我为什么要在与方舟子分手三、四年之后，投方舟子的“黑材料”，并且把它在网络上公开呢？我的理由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却与方舟子把我清除出新语丝网站的理由完全一致，只不过方向完全相反。这个理由就是：“为避免亦明的名声被妄人方舟子利用，让人误以为他方舟子真的是获得亦明认同的‘学术打假斗士’。”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直接或间接地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与方舟子、新语丝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是如何与新语丝结缘的？又是如何与新语丝决裂的？我和方舟子结了什么怨？对这几个问题，相信还有许多其他网友也都会感兴趣。本人也早就想撰文回答，既给自己留下一点总结，也给历史留下一点资料——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方舟子肯定会在中国的历史上，至少是科技史上，占据一个位置的。至於那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位置，到底是象岳飞，还是象秦桧，则是另外的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之所以拖到今天才写，我也能找出几条借口。首先，方舟子大小也算是个名人，而我则是一个无名之辈——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有人还记得亦明这个笔名，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个笔名后面的我是谁。而在两、三年前批评方舟子，会被人视为靠骂名人来自我炒作。坦白地说，我是最不愿意炒作自己的人，对於虚名更是避之唯恐不及。我这么说，并非表示自己对名望毫无追求，但我的羞耻矜持之心，要远远超过对名望的热爱，所以我一直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这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而这些弱点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酿成失足，而一旦失足，轻则自己丢失颜面，重则有辱家门，轻重之间，更会使信任我的朋友失望。也就是因为有这个顾虑，所以我对方舟子疯狂般地追求名望一直感到无法理解。无论如何，我对虚名，既害怕，又不感兴趣。

其次，方舟子器量之狭小，心肠之狠毒，为人之刻薄，在网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而他的另一个特点，则很少有人提及。这就是：他整人的手段不仅穷凶极恶，而且卑鄙下流。因此，在打算站到这种人的对立面之前，任何人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当年昏教授就是因为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所以才陷入了与方舟子恶斗的泥潭，至今无法自拔。当然，我并不怕方舟子。说句心里话，在过去几年内，我对方舟子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对他的蔑视也与日俱增。但我之所以不愿意和方舟子“脸对脸”（套用方舟子对face-to-face一词的绝妙翻译）地较量，其心理，用下面这段话来解释非常妥贴：“我怎么也是一个搞艺术很多年的，基本上比较清高，怎么可能跟搞政治的人吵架，丢人！举个例子是，你被狗咬了，难道你还去跑去咬狗？”（吴虹飞：《绝交》）。我虽然不是“一个搞艺术很多年的”，也不敢肯定方舟子是“搞政治的人”，但我确实“比较清高”，并且认定方舟子只是一个名利之徒。跟他吵架，我真的感到很“丢人！”

[点评：“他整人的手段不仅穷凶极恶，而且卑鄙下流。”这个结论很正确！2007年4月6日我为了反击诋毁中医者，我在牛博网建了一个博客，我将《敲响诋毁中医者的丧钟》的简介、《目录》、《姚有为致方舟子的一封公开信》、《姚有为致诋毁中医的愚蠢之徒的挑战书》发在博客中（同时发到方舟子的信箱：[email]smfang@yahoo.com[/email]）。我是一个有点社会责任心的作家、学者，仅仅是想就他诋毁中医问题进行辩论，没想到方舟子居然立即组织由日本（1个）、美国（4个，其中一个是密歇根大学的）、法国（1个）、新西兰（1个）、西班牙（1个）、荷兰（1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3个），共计11个国际流氓和国内的百余名流氓用极其下流的脏话对我实施集团谩骂。像方舟子这样的人面兽心的恶棍很少见！参见《姚有为关于公布方舟子国际流氓团伙成员名单的通告》]

第三，我认为，对於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回顾、反思和评价，距离远一点，或许会把事实真相看得更清楚一些，评价也会更公正一些。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应该承认，七年前的方舟子，不同于四年前的方舟子；四年前的方舟子，也与今天的方舟子不完全一样。如果我在四年前写这篇文章，它很可能就是个人之间来往的琐碎记叙。而在今天写这篇文章，我则是在通过方舟子这个人的发展演变，来探讨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说，这几年的时光并没有白白的流逝。

那么，我为什么不再继续等几年呢？我为什么要现在站出来呢？我可以说出的理由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以下三条：

第一，方舟子对中国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详细的论证——继续对他姑息，就是养奸，就是贻患，就是犯罪。前面说到，我投方舟子“黑材料”的主要理由是“为避免亦明的名声被妄人方舟子利用，让人误以为他方舟子真的是获得亦明认同的‘学术打假斗士’。”而写这篇文章，这条理由仍旧有效。也就是说，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对方舟子的所作所为继续保持沉默。

第二，既然方舟子说他当年“拒绝刊登”我的一篇来稿是因为他“识破”了我的“动机”，并且他“最近又发现”我的“‘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我“要反对的‘学术腐败’与一般人理解的有差异”，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动机”和“目的”充分地暴露出来，并且让世人看看我和方舟子这个“一般人”对“学术腐败”的理解到底有什么差异。

第三，到了今天，方舟子在中国历史这个大舞台上的表演，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他当然可以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发展，但他只要朝这个方向再多走几步，处理他的，将会是中国或美国的司法机构。到那时，人们的口诛笔伐将会显得特别无能。从另一方面说，即使方舟子从今以后，洗面革心，重新做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决不可能把他在过去几年间所留下的污垢劣迹，清洗得一干二净。更何况，我根本就不相信方舟子会金盆洗手，浪子回头。所以，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等待下去。

本来，揭露方舟子最为深刻的文章，早在四年前就已经由野鹤先生完成。今天重读那九篇、共七万余字的雄文，本人曾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叹。我还有动笔的必要吗？这确实是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我最后还是决定动笔写这篇文章。这是因为：一、野鹤先生的文章，篇幅比较长，论证比较抽象，一般的读者很难有耐心把它们读完。二、野鹤先生的文章，深深地刺痛了方舟子，所以他拼命要打赢封杀野鹤的官司。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舟子成功了。三、野鹤先生的文章，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给人的印象是，其基本立场不仅仅是站在方舟子的对立面，而且是站在“反对学术腐败”的对立面。这大概是这九篇文章没有能够产生其应有的影响的最根本原因。我想，这或多或少是因为野鹤先生是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野鹤”，（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九）——方舟子与新语丝》），因此与中国的学术界有些隔膜。四、野鹤先生显然没有与方舟子发生过“近距离接触”，所以只能够根据纸面或网络上的材料来进行分析和立论。这就给予了方舟子指责野鹤“断章取义”的口实。

总之，野鹤先生的文章，就揭露“方舟子这个人”来说，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是剥皮见骨。但是，野鹤先生真正要研究的是“方舟子现象”。就这个问题而言，我认为野鹤先生并没有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揭示清楚。本文将尽量从与野鹤不同的角度来剖析方舟子和方舟子现象。

本人声明：本文内容属实，文责自负。方舟子如果认为本人有污蔑他的动机，发现本文有虚构不实之辞，他只管到法院控告本人，本人也一定会应诉。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新语丝网站发一个“方舟子预备控诉亦明，请亦明主动应诉”的启示。另外，本人在此正告方舟子：你今后对本人的一切言论，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勿谓言之不预。

好戏开始了！？？？？？

续上

第三篇

二、亦明其人

“亦明到底是谁？”这在三、四年前，在中国知识分子聚集的网络论坛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即使是今天，在个别论坛，还是有一些人整日价暗中猜测。有人说他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有人说他是某某名人，还有人干脆就把他认作是方舟子。更有人猜测说，这是一个靠骂名校（北大、清华）、骂名人（大学校长、科学院院长、院士）来炒作自己的穷酸文人，并预言这个人在把名气炒大之后，就会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用名气当资本，来赚取物质利益。时至今日，“用名气当资本，来赚取物质利益”的，确实大有人在，——其中之一就是方舟子——但亦明到底是谁，这个世界上仍旧鲜有人知。

本来，在2004年7月发表了最后一篇“反对学术腐败”的文章《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之后，我就决定不再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再使用这个笔名了。因为我当时认为，那篇文章，和它的姊妹篇，《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对于中国当代的学术腐败问题，基本上是该谈的都谈了，该说的都说了——那两篇文章当然不可能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但对於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而言，那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了。

那么，为什么在三年之后的今天，我要重披战袍，重新捡起亦明这个笔名，来与方舟子做脸对脸的肉搏呢？这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仍旧有话可说、有事可做。在很大程度上，亦明与方舟子的对垒，其实质就是所谓的“二阶打假”。方舟子在“说明”中说亦明“号称要打我的假”。其实我在给《中国青年报》的信中，并未曾如此“号称”。但现在，我却要在这里公开地、正式地“号称”：亦明就是要打方舟子的假！

要打方舟子的假，首先就要回答“亦明到底是谁”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方舟子的头上，一直有着一顶顶他自己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并且反复加冕的桂冠。我们暂且撇开那些方舟子在后来随时随地给自己加封的什么“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生物医学专家”等等头衔，以及那些由他的粉丝们给他披上、他也向来就是坦然笑纳的——连虚伪的推辞一下的工夫都免了——“科学斗士”、“打假英雄”、“网上侠客”、“一等一全才”、“科学界鲁迅”等等黄袍马褂不论，先看看方舟子成名之后，在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的“方舟子专栏”中，文字完全相同的自我介绍：“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67年9月生于福建云霄县。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1990年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MichiganState）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网站开发和写作。199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1999年4月率先在互联网上批判法伦功。2000年创办中文网上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立此存照’，揭露了几十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学术腐败现象，新华社在2002年1月15日、2月23日曾发过两篇通稿报道，美国《科学》在2001年8月10日曾专文介绍。”

其实，方舟子在上文中，只是明确地报出了最让他自豪的三个头衔中的一个，美国博士。另外两个头衔，相当于他的人生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一个是中学毕业后“荣获”的“语文状元”，一个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五年间得到的“反叛诗人”。这些，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从那个“自我介绍”中细心领会的。所有这些头衔和外衣，无不是在或明或暗地闪烁着这么几句潜台词：第一，方舟子文理全能；第二，方舟子学贯中西；第三，方舟子以科学为本；第四，方舟子为正义献身。

有了这样的金钟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够奈何得了这个方舟子呢？搞文科的人批评他，肯定是不懂科学的“傻妞”；搞科学的人批评他，必定是搞学术腐败的“骗子”；中国大陆的人批评他，一定是不懂西方文化的土包子；留学欧美的人批评他，则准定是食洋不化、不通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半吊子。

那么，亦明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资格，来批评这位“一等一全才”呢？你就不是“文科傻妞”吗？你就不是科学骗子吗？你了解西方文化吗？你知道中国历史吗？

亦明，男，从中国大陆获得学士、硕士学位，所学专业在生命科学领域；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分子生物学。本人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本专业科学论文多篇，发表这些论文的杂志包括那个“曾专文介绍”方舟子学术打假的“美国《科学》”。在过去十余年间，本人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研究自己自幼喜爱的文史课题上，而在2003-2004两年间，主要研究分析中国当代的学术腐败问题。本人在国内出版本专业书籍一部、文科类著作两部，总字数大约120万字。

也就是说，就专业训练和专业成就而言，本人虽然只能说是广大留学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但是，与方舟子相比，我却不仅可以大模大样地说是“绰绰有余”，而且还可以牛皮哄哄地不屑与他相提并论：不论按发表专业论文的数量还是按发表论文刊物的质量，本人都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高出方舟子至少一个数量级。而我的中文著作，曾被包括北大、清华的教授、博导在内的专家学者在专业论文中多次引用。诚然，论书本的厚度，论文章的字数，我可能比不上这个一年就可以出三、四本书的方舟子。但在质量上，在学术水准上，在社会价值上，在流传年限上，我的文字肯定要远远地超过他。并且，本人还可以毫不脸红地宣布：我的书中和文章中没有抄袭别人的文字！

除此之外，亦明与方舟子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就是，亦明与中国的学术界有直接的接触，对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有亲身的体验，对学术腐败现象有亲眼的观察和感性的了解。虽然本人并没有具体揭露过学术腐败个案——我对个案并不重视——但我在文章中所援引的那些事例，凭借我的这些经历，都是我认为完完全全有可能发生的。实际上，我所知道的学术腐败黑幕，比那些事例还要黑得多。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不舍昼夜地花费了两年时间，来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总结、分析、批判、并最终提出解决之道。（详见拙著《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而根据方舟子的履历判断，此人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界工作过。因此，他的所谓学术打假，即使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作怪，他也只能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节上，如虚报履历，一稿多投，抄袭剽窃，等等问题上纠缠不休，靠玩***抓小偷的游戏来支撑门面。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即使是真的在搞学术打假，他也打不到点子上。而由於方舟子自身素质的局限，——知识陈旧，头脑简单，心胸狭窄，等等——，以及他与中国学术界的隔阂——他与中国学术界接触的渠道，绝大多数是来自学术界内某些人的暗中举报——，他打假打出冤假错案几乎是必然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专门的讨论。）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方舟子也根本就不是在真的打假。

当然，仅靠上面那点资本，亦明也许只能勉强“和方舟子讨论几类问题”。而要和方舟子“讨论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就远远不够了。（在方舟子的第一本“选集”《方舟在线》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和方舟子讨论几类问题，他却可以和你讨论几乎所有领域的问题。”）那么，亦明还有什么本事吗？有！我的本事就是：我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不理解、不懂得的事情和东西，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在某些方面比我强、甚至在所有方面都比我强的能人高手。我有向他们请教的虚心，我也有向他们学习的诚心。我还有一个本事：我没有借“学术打假”谋取个人利益的私心，没有借“反对伪科学”爬上教主或领袖宝座的野心。

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胸中怀着如此的虚心和诚心，脚下踩着如彼的私心和野心，不要说面对的只是一个方舟子，就算方舟子把自己身上的毫毛全都拔下来、嚼碎了、吐出去、化作千千万万个方舟子，那又何足道哉！

续上

第四篇

三、方舟子印象

我开始知道新语丝，大约是在1998年前后。当时我正在业余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经常到中文网站漫游。而那时的中文网站，多数以收集中国古典文学为自己的招牌，新语丝网站当然也毫不例外。与其他类似的网站相比，新语丝当时的名气并不大，不要说与北美资格最老的中文网站“华夏文摘”没法相比，即使与其他的非团体网站如“亦凡书库”相比，也略显逊色。1999年3月31日，《中华读书报》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网上文学原生态》，其中说：“在一般的书吧站点里，像黄金书屋、清韵书院、书味频道、新语丝等，多数是转载已发表的文章或已出版的书，基本上没有原创作品。”这实际上就是当时中文网站状态的真实写照。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新语丝网站“其实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其电子文库，以转载已发表的文章或已出版的书为主，另一部分是但是它办得更早、也更闻名的《新语丝》杂志，却是完全发表原创作品的”。（方舟子：《网上“纯”文学与“纯”新闻——评〈中华读书报〉的报道》）。这是方舟子在《网上文学原生态》发表的当天说的话。在今天，任何人到新语丝网站漫游，都会注意到这两个部分各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头衔：它的电子文库“是目前收藏中国文学经典作品最为齐全的公共存档点”；它的《新语丝》月刊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这“最为齐全”和“世界上第一”的claims，到底是真是假，笔者将会在后面作一个分析。无论如何，在当时，我主要浏览它的电子文库，对那个“办得更早、也更闻名的《新语丝》杂志”，我至今都不曾留意。

与其他网站相比，新语丝网站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几个网站，主持人都是在幕后工作的，就象是一份刊物的编辑部，你在刊物的版权页也许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但在正文之中，则很少有他们的身影出现。而新语丝则不同，它颇象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园子，其主角就是方舟子。进入这个网站，在当时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链接中，《方舟子作品》栏目赫然在目。点击进入其中，则会看到方舟子的诗歌、散文、文史小品、科普作品、宗教批判等几大类，另加自我介绍、相册等专栏。这些，在人人都象患有露私癖的今天，当然毫无足怪。但是，在博客出现之前，那是颇让人耳目一新的。

也就是说，新语丝网站的这个“突出方舟子”这个特点，确实使我对方舟子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具体这个印象是什么，在当时我未曾细想，因此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方舟子热爱名望；第二，方舟子为人比较刻薄；第三，方舟子胆子很大。

1方舟子深谙现代成名之道

方舟子对名望的热衷，从他在1995年左右就开始写回忆文章、把自己的所有“成就”、甚至大学尚未毕业时所写的私人通信都统统挂在自己的网站上，可以非常轻易地看出来。说心里话，凡是搞学问的人，对名望都有些追求。因为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即所谓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实，不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最终都还是要通过“立名”来达到不朽这一境地。从另一个角度说，不朽和立名是人生的终点，而要达到这个终点，需要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条途径。《三字经》说，“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求名是相当不易的。所以古人又发明了第二条途径，就是通过其他名人（包括高官）的褒奖誉扬来直接的名。而要得到名人的赏识，则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干谒”手段，即主动给名人写信，把能够显示自己才华的作品送给名人看，来打动他们。中国历史上走“干谒”这条路最成功的一个人，叫做项斯。据《唐诗纪事》记载：项斯“始未为闻人，因以卷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几度见诗诗尽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也就是说，本来默默无闻、才华有限的一个人，通过“逢人说项”这样的炒作，不仅生前功成名就，而且死后青史留名。

方舟子的求名之路，与前两条路不大一样，颇具时代特点。按照新语丝网站的介绍，新语丝社是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社团，其三名“理事”是：方舟子、亦歌、古平(网站此栏目的最后更新是在1999年，不知现在具体情况如何)。但实际上，新语丝在过去的十多年来，唯一“理事的人”，就是方舟子，而新语丝也确实更象是方舟子的个人网站，甚至个人博客。也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方舟子施展了他的自我“誉扬”的全部本领。方舟子现在身上的那些光环和外衣，几乎全部都是方舟子在这个博客中“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

看看方舟子在作于1993年7月18日的《我的理想》中的这句话：“后来之所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却去上没有文科系的理工学校中国科大，乃是因为知道诗歌创作可以业余玩玩，生物研究却必须有专业训练。”这是“语文状元”。

再看看他在作于1997年1月的《荒原忆旧》中的这段话：“这次圣诞节在DC碰到一对科大校友，问起当年科大五才子的下落。我楞了一楞[原文如此，大概是愣的别字——引者注]，从不知道科大还评过五才子。再一问，才明白说的原来就是荒原的五编委，我之所谓荒原五君是也。”这是“科大才子”。

再看看他在作于1998年11月的《网文大家——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之四》中的这段话：“图雅在1995年8月所作的《砍柴山歌》的后记中自我总结道：‘先吹吹这个篇幅。两年之间（方按：指1994－1995），贴了总有五六百张贴子，二三十万字。’……更有闲心的方舟子在这两年间的写作数量，大约又是图雅的两倍。”

方舟子一生目空一切，死去的人，只佩服鲁迅，而与他同时的人，他大概只推崇过图雅，说他是“网上绝无仅有的‘语言大师’”。（《怀图雅》）。能够“在这两年间”写出“网上绝无仅有的‘语言大师’”两倍的文字，方舟子这个“网文八大家”之一，（方舟子：《网文大家——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之四》），自然就毋庸置疑了。

确实，方舟子深得“现代成名之道”的个中三昧。在作于1995年的《乌鸦词和名女人》中，方舟子写道：“这网上，能让人读得下去的文章无非两类：掐架的和炫耀才学的。”掐架是需要对手的，写自传和回忆录，没有什么对手可掐，则其目的只能是“炫耀才学”了。当然，所谓“炫耀才学”，不过是“求名”的一种比较高雅一点的称呼而已，我称之为“自我誉扬”。当然，“自我誉扬”只是方舟子成名技巧之一。他的其他技巧，将在后文介绍。

无论如何，方舟子把这套“自我誉扬”的把戏，玩得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所以，后来媒体采访他，大都要顺着这些线索来继续追踪，这些“誉扬”自然也就从“自我”阶段发展到“逢人说项”阶段，他的名气也就越传越远，越炒越大。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刘菊花女士发表了她的名篇《网络奇才方舟子》之后，人们从此就熟悉了方舟子脸上那颇具特点的微笑——蕴含着对自己的得意和对无知观众的宽容。

上面这些感想，都是我几年之后才悟出来的。在最初，我看到方舟子的这些“自我誉扬”，心里的感觉就是：如此成名，咱干不来。但应该承认，我那时对方舟子并无多大恶感。

方舟子“苦大仇深”？

任何人在浏览过新语丝网站上的“方舟子诗文集”之后，都会完全同意方舟子关于“能让人读得下去的”网文的二歧分类法：一类是“掐架的”，另一类是“炫耀才学的”。“能让人读得下去的”网文当然应该包括方舟子自己的全部网文——也就是说，方舟子的文章，除了“炫耀才学的”之外，其余的几乎都可以归入到“掐架的”这一类。

确实，方舟子自己的思想观点，如果有的话，似乎只有通过“掐架”这条途径才能够明确地表达出来。野鹤说方舟子是“为辩而辩的偏执狂”，意思是说方舟子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他和别人辩论，不过是出於本能，或者是出於心理病态，或者是要“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霸主——辩倒所有对手的‘真理化身’。”（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三）为辩而辩的偏执狂》）。

其实，无论我们今天对方舟子作何评价，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一点：方舟子不傻。所以，方舟子决不会真的“为掐而掐”，“为辩而辩”。方舟子“掐架”，有以下四大特点：第一，他只和名气与他相当或高于他的人掐，对名气低于他的人，他极少掐；第二，方舟子“不打无把握之战”，多数是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掐；第三，方舟子极少到公共场合——即新语丝网站之外的场合——与人掐；第四，方舟子与人掐架，其语言十分刻毒，给人一种与对手不共戴天、因此要“往死里整”的印象。这四大特点，在他刚出道的那几年间，颇给人以方舟子无往不胜的印象，——如上海交大教授江晓原那段著名的、也颇得方舟子认可的“少侠出山”描写。而方舟子战胜的对手又都是名气比他高的“高手”，包括那些已经死去多年的“高手”，因此方舟子的名气也随着战果的积累而节节高升。所以说，“掐架”也是方舟子成名的一大利器。

“方舟子好掐架”，只是一种现象。只对现象进行描述，而不去探讨它的本质和根源，不是做学问之道。近来批评方舟子的人越来越多，方舟子似乎很得意，把这些批评称为“方学”——请看下面这个帖子：
“有人说“胞质杂交”是斑竹自创的新名词？”
送交者:方舟子于2007-09-29,02:18:09:
又是哪个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的方学家抬举我的研究成果吧？
“胞质杂交”“胞质***”是我还在国内上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的术语，如果我自己来译，会译成细胞杂交。
见名词委审定《英汉遗传学名词》（1989）、《英汉农学名词》（1993）、《英汉动物学名词》（1996）。
[url]http://www.xys.org/forum/db/2/172/38.html[/url]

我们知道，研究中国文化名人的学问，一般都以该人的姓氏为学问名称，如孔学、鲁学、钱学，等等。方舟子既然自认批评他是一门学问，我们不妨就坡下驴，认真地搞一搞这门“方学”。

方学的重点课题之一就是：“方舟子好掐架”这个现象下面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显然，方学学主方舟子先生是不会找我们来进行心理咨询，也不会让我们登门给他作诊断的。所以，我们的唯一途径就是根据这个人的成长历程、以及他“掐架”的特点来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将贯穿本文全篇。在此，只是开一个头。

很多人都以为，方舟子的好斗性格，是因为他从事的是学术打假事业、干的是得罪人的工作，那些“骗子”们被他“打”了之后，反过来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所以方舟子就越斗越勇、越斗越狠，直到把他的性格扭曲到了今天这个样子。这个观点能否站得住脚呢？恐怕不能。

续上

在《方舟子诗文集》中，有一类是“杂文”，共76篇，全部作于他“反学术腐败”以前（除了“抓汉奸”栏目下的四篇文章作于2000年3、4月间，其余全部作于1998年以前。）本人根据其内容把这些“杂文”分成两类：掐架的“骂文”和炫耀才华的“非骂文”。骂文之中，有实指被骂对象的，我都将被骂对象列出；那些非当事人不知所指的“骂文”，则被我标记为“漫骂”。请看下表：

《方舟子诗文集—杂文》标题及其分类
评“名人”
从“乱立论”到“慎立论”－－评都人《多读书，慎立论》（作于1997年3月，骂都人）
人之既死，其名也盛（作于1997年7月，骂王小波）
评王说鲁，牛头马嘴（作于1997年8月，骂马悲鸣和力刀）
政治观和“女人”（作于1996年5月，为余英时辩护，骂《枫华园》的同俊子）
政论家乱谈进化论（作于1996年5月，骂马悲鸣）
光腚笑赤条条（作于1996年9月，骂苏晓康）
抓“汉奸”
汉奸低能学（作于2000年3月，骂王伯庆）
“汉奸问题”答赵无眠、马悲鸣（作于2000年3月，骂赵无眠、马悲鸣）
且看谁是“姚文元”－－答赵无眠《鲁迅与姚文元》（作于2000年3月，骂赵无眠）
关于《党的好儿方舟子》（作于2000年4月，骂赵无眠）
说“诗人”
写诗蒙世绝招（作于1995年10月，骂“老驴”）
“最佳”诗人（作于1996年1月，骂“诗人”）
枉抛心力做诗人（作于1996年6月，替汪国真辩护，骂“诗人”）
流行诗人（作于1996年6月，骂“诗人”）
功夫在诗外（作于1996年6月，骂“诗人”）
诗人剩饭（作于1996年6月，骂“诗人”）
精神皇帝（作于1996年12月，骂“诗人”）
揭“太极”
假太极伪科学（作于1997年4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真政治假科学（作于1997年4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假招博真敛财（作于1997年5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太极斗争学（作于1997年5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对伪科学者的心态的调研报告（作于1997年6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太极科学院”四奇（作于1997年9月，骂“太极科学研究院”）
批柴玲
领袖与道德（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六 四与评画（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盗亦有道（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英雄成败（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几百万人和少数学领（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铁证如山（作于1996年6月，骂柴玲）
杜鲁门夜谈
杜鲁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于1995年1月，自以为幽默滑稽的文章，骂“网上贵族”）
周作人（作于1995年1月，骂“网上贵族”）
梁实秋（作于1995年1月，骂梁实秋）
胡适（作于1995年1月，骂胡适）
再说梁实秋（作于1995年1月，骂梁实秋）
从翻译之争说到名人太太的圣旨（作于1995年1月，骂梁实秋）
清楚的文章（作于1995年1月，骂“网上贵族”）
再谈清楚的文章（作于1995年1月，骂“网上贵族”）
欲夺先予（作于1995年2月，骂“网上贵族”）
杂感
世上只有家乡好（作于1995年2月，骂台湾报纸）
也算影评（作于1995年5月，骂电影）
小杂感（作于1995年5月，骂宗教）
也谈“道可道非常道”（作于1996年2月，非骂文）
明朝不内向（作于1995年10月，骂“国内几个读过几页明史的精英”）
被嘲笑的掌声（作于1995年9月，骂李德伦）
文学的客串（作于1996年1月，非骂文）
在国会丢人（作于1996年7月，骂台湾议员）
男人的处女情结（作于1997年5月，骂网人伊可）
网事杂感
网上掐架与太极推手（作于1993年11月，非骂文）
台湾ＢＢＳ观后随想（作于1994年9月，非骂文）
假夜狼，真名人（作于1995年1月，“漫骂”）
骚扰零德育教授（作于1995年1月，骂“零景润”）
断网余波（作于1995年2月，骂台湾记者）
骂街和网路规则（作于1995年2月，“漫骂”）
说道义（作于1995年2月，“漫骂”）
赌妻（作于1995年2月，非骂文）
骂名人（作于1995年2月，“漫骂”）
卜卦抓匿名（作于1995年3月，“漫骂”）
查匿名和血卡（作于1995年3月，“漫骂”）
圣经错误和台胞的中学水平（六则）（作于1995年3月，“漫骂”）
保卫共和铺（作于1995年3月，非骂文）
乌鸦词和名女人（七则）（作于1995年4月，“漫骂”）
网上现世报（作于1995年9月，“漫骂”）
典当“脏器”（作于1995年10月，“漫骂”）
江湖上的“妒”小脚（作于1995年11月，“漫骂”）
网上三狂（作于1995年7月，“漫骂”）
天下文女一大抄（作于1995年10月，“漫骂”）
“丢”的悲喜剧（十三则）（作于1996年2月，“漫骂”）
抗议法律不公的超速勇士（作于1996年6月，骂魏亚桂）
《方舟子私人医生回忆录》（作于1995年9月，“漫骂”）
说“第二才子”（作于1996年10月，骂“第二才子”）
也说“新”（作于1998年1月，“漫骂”）
其他
《新语丝》发刊词（作于1994年2月，非骂文）
授予金庸诺贝尔文学奖倡议书(无年月，非骂文)
《新语丝》创刊一周年感言（作于1995年2月，非骂文）
在网络上流放（作于1996年7月，非骂文）
《新大陆》诗刊“网络中文诗歌选辑”引言（作于1997年7月，非骂文）
[url]http://www.xys.org/fang/misc.html[/url]

也就是说，在方舟子“反对学术腐败”之前，他的杂文中，就已经有85%的文字是用来攻击、挖苦、讽刺、咒骂他人的。这些人，有死去多年的胡适、梁实秋，也有刚死不久的王小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他以前的战友、同道，也有他的天生敌人；有与他都是“诗人”的同类；也有与他对着干的异类；有与他并无任何瓜葛的音乐指挥李德伦，也有唯一的罪过就是比他文笔好的网人王伯庆。总之，人人可以被方舟子抓来掐之、骂之。

而方舟子掐架、骂人的理由，也毫无一定。比如，有人批评那个美籍学者余英时了，这就可以招来方舟子的一顿痛骂——但这并不妨碍方舟子在三年后自己亲自操刀痛宰余英时（这个故事甚长，下详）；有人把太极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了，这也可以招来方舟子连续六篇文章的痛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位对科学无比忠诚、对中医无比痛恨的方舟子炫耀自己的太极神功，以及“每天要打半个小时的太极拳”。（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至於骂宗教界人士，骂那些与新语丝有仇的网站（似乎每个网站都与新语丝有仇），方舟子更是连理由都不要了，张口骗子，闭口骗子，就万事大吉了。

总之，方舟子攻击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他的网络对手：任何人，只要名气比他大，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对象。而方舟子进行攻击，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对手有错：只要是对手，他就可以找出进行攻击的理由。实际上，这还仅仅是笔者根据方舟子自己公布的文章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如果方舟子把他的“比图雅多出两倍”的网文全部公开，人们一定更会大开眼界了。实际上，看看方舟子下面这段在自己当版主的新语丝读书论坛上的骂贴，就可以知道此人那些没有公布的文字会是什么样子：

我与你毫无私交，何来私人信件？是哪个畜生自作多情往我的信箱塞私人信件？
送交者:方舟子于July21,200404:35:52:
回答:还有就是方舟子你公布了我在给你的私人信件里的信息由petriv于July21,200404:29:55:
哪一条网络基本道德规定不能公开我莫名其妙收到的信息？
[url]http://www.xys.org/forum/messages/88290.html[/url]（此条链接已被删除。）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方版主如此震怒，以致破口大骂自己的坛员呢？不过就是那个叫做petriv的网友抱怨说，方舟子公开了他给版主的私人信件内容。不过，我们根据方舟子的这次“真情流露”，可以得知，任何人给他往新语丝网站上公布的信箱写信，都可以被他看做是“自作多情的畜生”，并且，和他通信的内容，是不受任何保护隐私的法律——更不要提什么“网络基本道德”了——的管辖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方舟子好掐成性呢？在作于1995年的《网上三狂》一文中，方舟子他说：“让‘爱’的信徒张牙舞爪，让抄几篇古文名篇就以酸自居的人泛出恶臭，让言必称逻辑者露出流氓的尾巴，让道貌岸然者暴露暗藏的飞针，就象让自诩不食人间烟火者变成披头撒发的泼妇，都是网上最大的娱乐。”

方舟子自称网民（ANetizen），所以他所说的“网上最大的娱乐”，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他的“人生最大乐趣”。也就是说，“方舟子好掐架”这个现象的本质，是方舟子从掐架中得到了享受的感觉，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我曾有句名言：腐败是中国学术界存在的方式。把这句话套在方舟子身上，那就变成了：掐架是方舟子的生存方式。

分析出了“方舟子好掐架”这个现象的本质，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种让别人——与学术腐败根本就毫不沾边的人——出丑，自己从中感受人生最大的乐趣的心态，与他后来“反学术腐败”、揭露“学术腐败”案例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兴奋，在心理上，是一模一样的：别人出乖露丑，我获得“最大的娱乐”。如此而已！所以，方舟子的学术打假、反学术腐败，实际上就是到此为止了。谁要是想从根本上铲除学术腐败，那就等于铲除了方舟子“最大的娱乐”的源泉——他当然不干了。方舟子在“说明”中说，亦明“‘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他们要反对的‘学术腐败’与一般人理解的有差异，与新语丝网站的宗旨不符”，其真实含义，就在这里。

所以说，方舟子最终走上“打”这条路，乃是其本性使然，因此是必然的。而方舟子走上“学术打假”这条路，无论怎么分析，都应该看做是相当偶然的，因为学术也好，道德也好，腐败也好，清廉也好，邪恶也好，正义也好，对方舟子来说，并不是大不了的原则问题，它们都是他掐架、享乐的载体。

当然，最后这一段话，是我在几年后才悟出的。在最初，我对方舟子的感觉就是，此人好象是一肚子“苦大仇深”，“与世界充满恨”。至於原因是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今天也还没有弄清楚。

续上

第六篇

“科学家”方舟子

在最初，我除了注意到方舟子的好名和好掐之外，另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此人的胆子真大。说一个人胆子大，属於中性的说法，往好的方向理解，叫敢做敢为；往不好的方向理解，可以说是胆大妄为。我当时是往好的方向理解的。

我为什么会有“方舟子胆子大”这个印象呢？这主要是因为，在我结识新语丝之时，方舟子已经“弃科投网”了：即他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科学训练，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对当时多数人来说都属於未知领域的互联网。

应该承认，在20世纪末，生物学专业的博士或硕士就业前景不好，而网络经济却如旭日东升，前途无量。所以，在美国，有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改行学电脑和网络技术，以求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但是，方舟子的“弃科投网”与这些人显然不同：第一，那些生物学家们改行，基本上都通过以下程序：先接受一段时间的重新学习和训练，然后再寻找雇主、重新就业。而方舟子似乎并没有寻找雇主就业的打算；第二，那些改行的生物学家们在改行之后，一般都不愿重提自己以前的经历。而方舟子则把自己的生物学资格宣传得满世界都知道。

在新语丝的“方舟子作品”链接之下，有一个“自我介绍”栏目。在其中，方舟子把自己定位为“生物化学家”（A Biochemist）、“诗人”（A Poet）、和“网民”（A Netizen）。也就是说，尽管方舟子自称从高中时起就开始写诗，并且，根据他的自我介绍，他作为“诗人”和“网民”的成就远大于他作为“生物化学家”的成就，但“生物化学家”这个头衔却是列在第一位的。换句话说，方舟子最引为自豪的头衔，就是这个“生物化学家”。

根据方舟子自己的介绍，他在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就读细胞生物学专业，1990年毕业。同年，方舟子进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学系，师从Dr.Z.
F. Burton，方舟子大约在1995年底获得博士学位，因为他在1996年1月就开始到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 Dr. Martin A. Gorovsky的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1997年5月，方舟子离开罗切斯特大学，到位於加州的“索尔克生物研究院”(The 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 作第二任博士后研究。1998年底，方舟子离开“索尔克生物研究院”。从此以后，我们这位“科学斗士”与科学实验室彻底诀别。

现在大家当然知道，方舟子这十三年左右的、半途而废的科学生涯，乃是他打假的一个最重要的本钱。你看他，先以福建省高考语文状元身份进入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中国科大生物系，然后得到美国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即使是在摆脱了科学研究之后，他还能够一会儿是分子生物学博士，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咨询科学家，一会儿又宣称自己是“生物医学出身”。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变万化，不仅令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文科傻妞”们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就连专业与之相近的亦明兄，也不禁暗生仰慕之意：看看人家这个“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何祚庥语），就是不同凡响！

【我在写最后这句话的时候，就料定麇集在“虹桥科教论坛”上的某些“方舟子的夥计们”又要猜测说，亦明与方舟子曾有“断背”情缘、我对方舟子是爱不成转生恨了。对于他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全部都是出於私心、基於私利，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和公愤。这真是一帮卑鄙龌龊的“科教败类”！关于虹桥诸人，以及他们与方舟子到底是些什么关系，本人将在后文详细分析讨论。】

确实，对於方舟子来说，他的这些科学训练、这个博士头衔就相当于一件“科学”外衣，披上了这件外衣，方舟子真个是“战无不胜”。（《何祚庥：为什么我总是支持方舟子》）。也就是说，没有了这件科学外衣，方舟子的话就没有几个人会相信，方舟子的文章就没有几个人会去阅读，方舟子的那些什么《科学成就健康》啊、《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啊，就不会有几个人去掏钱购买，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邹承鲁、何祚庥就不太可能给他当后盾，“总是支持”他。

那么，这件美丽的科学外衣之下，到底包裹着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和躯体呢？作为“科学家”的方舟子，其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呢？这就是我在下文所要分析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文字中的观点和见解，虽然在几年前就已经具有了雏型，但只是在动笔撰写本文之时，它们才得以逐渐的明确与清晰。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本人不宣称自己有先见之明。实际上，作为一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当今社会的人，我更重视自己的“后见之明”。第二，我不为自己曾经在新语丝网站发表过文章向任何人道歉。实际上，我相信，以亦明为笔名发表的文章，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

1 方舟子在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

方舟子的正规科学训练，开始于中国科技大学。而熟悉方舟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他提到这个本科母校的次数，要远远超过他提及那个授予他“美国博士”母校的次数。这种人情冷暖淡浓薄厚的差异，当然不太可能是因为方舟子更热爱中国、更热爱中国科技大学。因为从他的言论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方舟子的是非观念、价值标准、行为取向，几乎全部以美国的文化为轴心。实际上，方舟子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与他对东方文明的蔑视和仇恨，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而他所表现出的对美国的热爱，也远远超过他对祖国的感情。因此，方舟子之所以屡屡提及中国科技大学，而极少提及密歇根州立大学，其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读书的时候，中国科大在中国的地位远较密歇根州立大学在美国的地位为高。提中国科大，能为方舟子脸上增光添彩；而提密歇根州大，他会觉得灰头土脸。如此而已！

那么，方舟子这位语文状元，是如何进入中国科大的呢？在作于1993年年的《我的理想》中，方舟子是这么说的：“除了写诗，我那时还对生物标本制作有着狂热的兴趣〔后来知道大诗人歌德也有这种兴趣〕，每天的课外活动时间，别人去打球，我却躲在实验室里制作植物标本；而到野外捕捉蝴蝶，几乎是我在夏天周末的唯一活动。诗与生物学，如鱼与熊掌，难以割舍。后来之所以以全省高考语文第一名的成绩，却去上没有文科系的理工学校中国科大，乃是因为知道诗歌创作可以业余玩玩，生物研究却必须有专业训练。那一年科大生物系在福建只有两个名额，招生的老师先去的闽北，已把名额用完。到了闽南，便劝我改学计算机。我坚决不干，宁可到别的学校去。这位老师只好把计算机系的名额给了生物系。科大生物系开系至今，只有八五级有三个福建人。而现在，对计算机的兴趣日隆，恐怕不下于生化，那是当初万没想到的。上了科大，学的是现代生物学，并不需要制作标本，从此我也就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

2000年1月，方舟子在与人争论“谁是千年第一人”时说：“我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时，脑海里达尔文的形像多些，所以学了生物。”这年7月，刘菊花在《网络奇才方舟子》中写道：“上小学时，读到了已故遗传学家方宗熙撰写的科普著作《生命进行曲》，‘初知生命进化的奇妙’。1982年国内纪念达尔文逝世一百周年，方舟子首次接触到了达尔文的著作，‘激起作为中学生的我对一代科学伟人的敬仰，促使我选择生物学做为自己的专业。’”

到了2001年1月，方舟子在《关于中国科大的现状和未来》中说：“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为什么选中了科大？为什么到现在也不后悔在那里度过了五年的青春？就因为那种曾经有过的科大文化，或者说环境。”方舟子总结了当时科大吸引他的三点“科大文化”：“第一点，是独立、自由的教育环境。”“第三点，是关心学生的生活环境。”显然，这两点是方舟子在进入科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方舟子选择科大的主要理由是“第二点，是竞争的学习环境”：“科大曾经被民间视为‘状元学校’，谚云‘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一个小环境中集中了一批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一起互相切磋，对其他好学生，就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我们或许可以从“对生物标本制作有着狂热的兴趣”中，窥探到方舟子对达尔文崇拜的蛛丝马迹。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出从“立志献身科学”到“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的过渡，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如果说它能说明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它所说明的就是：方舟子对生物科学的理解和热爱，不论是在中学时期，还是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期，都是极为肤浅的。

确实，2000年2月，方舟子在回答他的“前友人”刘华杰的电子邮件采访时，是这样回答刘华杰的“当初你到中国科技大学读本科时为什么选择了‘细胞生物学’，出国留学时又选择了分子生物学，这是你最喜欢的专业吗？抛开可行性，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科大的生物系只有三个专业：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其中‘分子生物学’相当于美国的‘生物物理’或‘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则相当于美国的‘分子生物学’，所以到美国留学，我就选了分子生物学。我从小就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至今兴趣不减；但在这三个分支中，生物物理和神经生物学其实离传统的生物学颇远，所以我就选了与传统的生物学较接近的分子生物学。但现在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已常规化了，在我看来越来越无趣。我们将分子生物学实验称为‘实验台工作’（bench work），并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花一天时间就能把一年要做的实验全都想好，而且换个人来做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我最想做的，是对生物学的历史、方法和思想做点思考。我一向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感兴趣，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物理科学方面，因此科学哲学界对生物科学普遍存在偏见。我想应该有更多的人从生物科学入手，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问题。”

方舟子的这个解答，对於不懂生物学的人来说，一定会觉得云遮雾绕，高远飘渺。其实，说穿了，它们不过是方舟子为自己最终放弃科学事业而找出的托辞而已。方舟子说他选择中国科大的细胞生物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是因为“生物物理和神经生物学其实离传统的生物学颇远”，而他又因为细胞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不需要制作标本，於是他“就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也就是说，方舟子在中国科大不那么热爱生物科学，是因为那里教授的东西，不是他的所爱。假如方舟子说的是真话，那么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完全可以重温旧梦，找回自己的旧爱，去读那些“传统生物学”专业。事实上，在他就读的MSU这样的“赠地大学”，搞“传统生物学”的专业非常之多，如植物学系，昆虫学系，动物科学系，园艺系，农学系，林学系，等等。MSU还可以满足方舟子对达尔文的思慕之情，供他研究进化论。而方舟子在中国科大时就已经嫌细胞生物学太现代、太不传统，但他却到美国选择了比细胞生物学离传统生物学还要遥远的“分子生物学”，这又是为什么呢？(方舟子说分子生物学“与传统的生物学较接近”，纯粹是欺世之谈。)

根据上面的疑问，我们又产生了下面的疑问：方舟子说，“按我的中学和高考成绩，我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假如这是真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北大：论生物学的师资、条件，中国科大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根本无法与北大相比。更何况，中国科大所没有的、方舟子所喜欢的“传统生物学”专业，在北大则实力相当雄厚。那么，方舟子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北大呢？对於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假如北大的招生老师在1985年也象科大那样，极力争取方舟子入学，但最终被方舟子“毅然拒绝”——以方舟子喜好自我吹嘘的秉性，他能把这个“秘密”一直保存到今天吗？

所以，方舟子所谓“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云云，不过是他后来给自己的脸上贴的金，就象他后来说自己是“生物信息学家”、“生物医学”专业出身一样。至於什么传统生物学呀、现代生物学呀，以及什么喜欢制作标本呀、崇拜达尔文呀，也都不过是方舟子为自己没有能够学好生物学所找出的体面借口：在1993年，那是为自己在本科时代所荒废的学业；在2000年，则是为自己永远地告别了科学研究。

续上

那么，方舟子在中国科大的学业到底荒废到了什么程度？以“二门心思”来学自己没有兴趣的“现代生物学”，方舟子是如何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的？

方舟子对“现代生物学”到底了解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他在2000年底挑起的“人体革命”辩论中得见一斑。当时，一个名叫吴柏林的留美博士写了一本科普读物，名为《人体革命》。此时的方舟子，借打“基因皇后”的余威，已是名气大噪。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之后，方舟子已经无法忍受平静。而此时另一个“美国博士”吴柏林继陈晓宁之后在大陆扬名，这显然是刺激了方舟子的某根神经。他於是对吴柏林大打出手。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因与后果，本文在后面将有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在此，我们只要看看方舟子在“打吴柏林的假”时，不小心露出的生物学根底。

方舟子的“打吴”文章，《虚妄的“人体革命”》，发表在2000年11月1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发育生物学的一个常识是：人类的性别决定并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阴阳平衡’的过程。人类胎儿将自动发育成女性，而要发育成男性，则需要存在Y染色体，位于该染色体中心粒附近的一个基因调控性腺发育成睾丸，睾丸分泌的激素再促使内外男性器官的发育。……”

对此，吴博士在《究竟谁“虚妄”——驳方舟子〈虚妄的“人体革命”〉》（发表于2000年11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中反驳道：“方舟子还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式，指说别人的‘常识性错误’，但恰恰是在自己写的这一段短短的‘常识’文字中，竟有3个错误：一是把SRY基因在Y染色体上的位置搞错了（应在短臂近端粒处），并且还把‘着丝粒’外行地称为‘中心粒’；二是忘记了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三是把早期性别决定和性别分化中，首先是从男胚开始的，说成是‘女性更为基本的’。”

对於吴博士的反驳，方舟子又作《再说虚妄的“人体革命”》一文（只发表在新语丝上），其中说：“我说的‘中心粒’，乃是对英文术语centromere的直译，我又不象吴博士那样通过二、三手的中文资料写科普文章，而主要阅读的是英文资料，对某些术语采用直译，而一时忘了中文的叫法，没什么奇怪的，许多在国外多年的留学生、学者都有同样的处境，扯不上外不外行。我所说的位于着丝粒附近调控性腺发育的基因指的是编码H-Y抗原的基因，吴博士却以另一个基因位于近端粒处指责我将基因的位置搞错，岂非风马牛不相及？人类胚胎的缺省状态是女性，这是胚胎学的一个常识，吴博士却将此一常识当成咄咄怪事，不知当年是怎么学的胚胎学，现在又是怎样从事胎儿诊断的研究和临床？既然是常识，翻翻教科书或百科全书就可以找到依据。我那一段话，在有关条目中就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说法，摘译如下：……”

其实，方、吴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於“细胞生物学”之内的问题，因此方舟子这个中国科大“细胞生物学”专业的学士，实际上要比吴柏林这个美国分子生物学博士，还要占有“地利”之便。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所暴露出来的“常识性错误”才更让人惊讶。首先，方舟子竟然不知道centromere的中文标准译名是“着丝点”，而把它翻译成“中心粒”。其次，从方舟子的第一个错误，我们又发现方舟子并不知道“中心粒”是另一种细胞器官。第三，方舟子在《虚妄的“人体革命”》中口口声声地说，“我以前一再强调，科普著作应该由专家撰写，因为只有专家才可能具有必要的学科知识，并能阅读原始论文，根据第一手的材料写作。”但实际上他所看的材料，也不过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这种第二手材料而已。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方舟子对自己错误所作的辩白：他把“centromere”翻译成“中心粒”没有错，因为那是“直译”。

所谓“直译”，实际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对原文本义不懂而做出的“望文生译”；另一种是根据已有的知识而做出的直截的翻译。而方舟子对“centromere”的直译则属於前者。这么说的理由是，第一，他所直译的名称早已被另一种细胞结构所使用，因此不论根据什么原则和规范，这个译名都是不可接受的。第二，centromere虽然位於两条姊妹染色单体（sister chromatids）“之间”，但在绝大多数染色体中，它们的位置都不是在“中心”，而偏上或偏下。例如，在人类细胞的23对染色体中，centromere位於“中心”的染色体勉勉强强只能说有两对（第三和第二十）。而这样的染色体，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metacentric chromosome。也就是说，“中心粒”并不位於“中心”。

那么，方舟子为什么会把centromere“直译”为“中心粒”呢？原来，在动物细胞之中，有一种细胞器，位於细胞核附近，英文称为 centriole，中文译名恰恰是“中心粒”。由於这个“真中心粒”与“打假英雄”方舟子的 “假中心粒”都参与细胞分裂，而方舟子在中国科大读书时“一门心思当我的反叛诗人”，他显然没有搞明白这两个东西到底谁是谁。但在他的头脑中，似乎还存在有“中心粒”这个词汇，因此他就望centromere之文，把它“生译”为“中心粒”了。

至於吴柏林博士指出的另一个细胞生物学“常识性错误”，“经典的‘沃尔夫管’和‘缪勒管’在性别分化早期‘此消彼长’的现象”，方舟子在答辩中连提都没敢再提。

问题是，象“中心粒”这样的“常识性错误”，能否代表方舟子生物学知识的真实水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细胞的结构虽然复杂，但其细胞器的总数也就几十个。而染色体的细微结构虽然极为精致，但其外观结构却相当简单——着丝点更是其最为明显的结构特徵。方舟子在中科大学了五年细胞生物学，就算他在进入本专业之后的三年内一周只记住一个细胞器，也不会在十年之后出这样的大丑。方舟子说他的误译是“一时忘了中文的叫法，没什么奇怪的”。其实，如果方舟子仅仅忘记了centromere的“中文的叫法”，人们也许会接受他的“没什么奇怪的”的解嘲。但是，“值得奇怪的”是，方舟子怎么连“中心粒”的存在也“同时忘了”？细胞生物学中最基本的两个名词术语，一个被他“忘了中文的叫法”，另一个则被他根本取消了存在的资格——这对於一个在中学时就立志献身科学、高考时“可以选择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在中国的“状元学校”里“不要命的”学了五年细胞生物学的“高材生”来说，怎么会是“没什么奇怪的”呢？

续上

第七篇

2 研究生方舟子：方舟子在密歇根州立大学

严格地说，方舟子的“生物化学家”头衔，只能是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因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在两任博士后期间，他所研究的内容都属於分子生物学或分子遗传学领域。（一般来说，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大分子，主要是蛋白质，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物大分子中的核酸。所以说，广义的生物化学包括分子生物学，至少与后者有很大的交叉和重叠。）

那么，作为一个“生物化学家”，方舟子的成绩到底如何呢？按照目前国内流行的排名分段方法，方舟子到底应该被看做是几流科学家呢？对於这个问题，网上的议论确实不少，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地作过研究。而学术研究与网上“掐架”的区别，就在於这“认真”二字。也就是说，研究“方学”，必须从“认真”二字作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科学外衣下面的真实方舟子。

(1) “最聪明的学生，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

2001年8月，方舟子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发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帖子，使人们对他在密歇根州大时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
所谓“被导师劝说不适合呆在学术界做研究”
所有跟贴•加跟贴•新语丝读书论坛
送交者: 方舟子 于August 28, 2001 17:34:51:
      这些骗子，居然连这种谣言都敢造。请他们提供我的导师这么说的任何证据。我不得不吹牛一下：我的导师认为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在我申请博士后、研究基金时，都给予最强烈的推荐。我到Salk做博士后时，就只靠他的一封推荐信(一般情况下需要三个人的推荐)。由于他和其他人的推荐，我得到了一份研究艾滋病的基金。只不过，在日常交谈中，他有时劝我不要去当教授，因为他认为现在的教授和当秘书也差不多，整天写基金申请要钱。干脆说吧，他认为如果我去当教授，纯粹大材小用！我的导师对我现在从事的这些工作非常赞赏，恭维我是中国科学的良心。我出版的书，他还请系里的中国人摘要翻译。这些话，我本来不想说。但是既然骗子们居然连我的导师也要扯进来，说说也无妨。

方舟子善於自我誉扬，笔者在前面已经论及。但是，自我誉扬时还要来一个“不得不”，就未免做作得有些让人恶心了。果然，方舟子的这出自我誉扬戏演砸了。方舟子此帖刚出，一位笔名为JT的网友就专门写了一篇长达两千多字的评论，题目叫做《也谈方舟子“最聪明”“非常适合作科研”》。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1992的Nature论文，方舟子排第六作者，属于极次要贡献者，列在简历上还可以，拿出去吹牛是没门的。1996年的JBC论文算是方舟子在博士期间的全部工作。JBC虽然是老牌杂志，但在生命科学的期刊里只算中等。美国虽然没有对博士毕业发表论文有硬性规定，但在读博士期间发表一篇第一作者的JBC档次的论文，只能算是达到博士毕业的下限，毕业及格而已，连中等都不太靠得上。我认识的中国学生中，读博士期间发表过CELL，NATURE，SCIENCE文章的绝不在少数。与这些人相比，方舟子这样的，居然也会被其导师夸成‘最聪明’‘非常适合作科学研究’工作，这种让人脸红到脖子的话大概有几种可能，一是方舟子自我吹嘘，抓住导师几句场面上的话反复自慰。二是方舟子的导师水平太差，拣到方舟子这样的五年只做出一篇JBC论文的学生居然都认为是‘最聪明’‘非常适合作科学研究’，真是这样，只好说方的导师实在有井底之蛙之嫌了。”([url]http://www.omnitalk.com/omniarch/messages/3272.html[/url])

JT网友的文章，专门根据方舟子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杂志级别来论证方舟子并非“最聪明”、并非“非常适合作科研”。这样的论证固然听上去十分有力，但它实际上走的还是目前在国内十分流行的学术评价之路：看SCI论文数量，看IF数值。岂不知，在生物学领域，很多有重要影响的文章是发表在不知名杂志上的；而有些大学者，一生的文章也没有几篇。比如，Luria和Delbruck证明基因突变的文章，发表在Genetics上；Avery证明DNA是遗传物质的文章，发表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上；即使是Hershey和Chase的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著名试验，也不过发表在Journal of  
General Physiology上。上面这几个杂志，与发表方舟子文章的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相比，大致可以说在一个级别。至於低产的大学者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而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则是，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根据一篇或少数几篇文章才获此殊荣的。以量取胜的例子当然也有，但极为罕见。总之，JT网友的论证，有力固然有力，但并不充分。

那么，如何才能够充分地证明方舟子到底是不是“最聪明”、“非常适合作科研”呢？唯一途径就是根据方舟子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和他那“千顷地一棵苗”的JBC论文本身来进行分析。方舟子那篇挂名的Nature，发表于1992年1月，投稿于1991年9月，当时方舟子尚是入学刚刚一年有余的研究生，课程尚未学完，课题的题目尚未确立，因此根本不可能对那个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巴顿与多伦多大学合作搞出来的。) 用方舟子一惯的评论他人学术成就的标准来衡量，那纯粹是一篇搭顺风车论文。

(2) 密歇根州立大学

尽管方舟子本人不愿意提及自己的美国母校，但是我们研究“方学”的人，却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密歇根州立大学在美国是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学。上海交大的2007年世界大学排名，把MSU排在世界第80位、美国第50位。而美国U.S. News & World Reports的排名，则把它排在全国性大学第71位（2008年），研究生院的生物科学项目排在51位（2007）。

不过，MSU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还是具有其独特地位的——它曾经是美国的第一所农学院。实际上，从1855年诞生，直到1964年，这个学校的名字都是“农学院”或“农业与实用科学学院(大学)”。下面是这所学校官方网页公布的校名沿革：
• 1855 -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the State of Michigan
• 1861 - State Agricultural College
• 1909 - Michigan Agricultural College
• 1925 - Michigan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Applied Science
• 1955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Applied Science
• 1964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SU的崛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校长John A. Hannah (1941-1969) 力主“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教育理念，大肆扩张。当时这所学校甚至有教学生钉马掌的课程。

除了曾经是美国第一所农学院这个特殊身份，MSU在美国高教历史上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南越总统的吴庭艳曾与该校有联系。后来吴庭艳在南越执政，MSU曾专门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密歇根州立大学集团”来为吴庭艳政府当智囊。六十年代，有文章揭露说，这个集团受中央情报局指挥。在美国高教历史上，这是一所大学直接插手外国政治的首次。

还需要一提的是，MSU与该州的另一所大学，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UM)，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实际上，你如果想激怒UM的校友，只需要故意把他的母校与MSU弄混──对方肯定和你急。这与宾夕法尼亚州的两所大学十分相似：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n.) 的学生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他们的母校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相混。但是，这两对学校所不同的是：U. Penn. 是美国最古老的学校之一，又是长春藤联盟成员，Penn. State则是一所比U. Penn. 晚了一百多年的大众化公立大学；而密歇根大学的校龄与MSU相差不过十来年，并且都是公立大学。从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上来判断，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MSU与UM的差距，和Penn. State 与U. Penn.的差距基本相同。[UM的上交大排名为第21位，U.S. News & World Reports的排名为第25位（2008年），研究生院的生物科学排名为第12位（2007）。]

（3）方舟子的导师巴顿

方舟子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导师叫巴顿（Zachary Burton）。根据他在MSU官方网页上的自我介绍，巴顿于1975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本科毕业，五年后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1980-1987年间，巴顿分别在威斯康辛大学和多伦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据此判断，当方舟子投奔他的门下之时，巴顿应该是一位尚未得到终身教职的助教授。

根据巴顿提供的论文检索连接(关键词：BURTON ZF)，他在1980-2007年间，总共发表了42篇论文，其中巴顿是通讯作者的，有23篇，最早的就是那篇方舟子是第五作者的Nature (1992年)。也就是说，巴顿的实验室在过去十五年间，平均每年发表1.5篇论文。除了那篇Nature论文，巴顿实验室的其他论文集中发表在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这几种刊物上。而在1992年之前的12年间，巴顿曾发表12篇论文，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包括一篇Nature，一篇PNAS，一篇Journal of Molecular Biology，两篇Cell。这十二篇文章中，巴顿是第一作者的有五篇，发表它们的刊物分别为：Archives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两篇，Cell、 EMBO J.、Mol. Cell. Biol.各一篇。

根据巴顿的研究领域比较热(RNA Polymerase II的结构与功能)，而巴顿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较少(每年发表1.5篇论文，但其实验室在1995年前后每年至少有研究人员大约五名。目前该实验室有一个博士后、一个华人访问学者、一个华人研究生、两名本科生。见：[url]http://www.bch.msu.edu/labs/burton/burtlab.htm[/url])、水平较低(论文绝大多数在中游水平杂志发表)，我们可以基本上认定，巴顿是一名极为普通的科学家。JT网友的判断大致不差。

【注：方舟子从来就没有交待过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了MSU，为什么选择了生物化学专业，为什么选择了巴顿。他更没有交待过他当年都申请了哪些学校，都申请了什么专业，联系了哪几位导师，以及曾被哪些学校录取。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MSU决非方舟子申请的唯一美国学校，巴顿也不可能是他的唯一选择。至於方舟子为什么在当了五年“反叛诗人”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学时期就“立志献身”的科学，并且选择了离传统科学最为遥远、根本就不制作生物标本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专业，大概只有方舟子本人才能给出完满的答案。】

(4) 方舟子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知识

在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一般需要修完一定的课程。方舟子在网上处处以生物学专家的面目示人，所依赖的，大部分就是他在MSU时所学的那些知识。

那么，方舟子到底在MSU学到了、掌握了多少知识呢？说来奇怪，方舟子的这位“科普作家”，科普的内容五花八门，从世上无神到南极无熊，从转基因植物到干细胞培养，真的象他所讽刺的“方学家” 那样，是“天上知一半、地下全知道”，但是他几乎从来就不“普”一下自己本行的“科”，如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而对他的那个博士论文研究对象，RNA聚合酶，方舟子更是三缄其口。这使人们很难窥探到方舟子学识的深浅——他在其他科学领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固然很多，但我们如果用那些错误当做判断方舟子学识的依据，对他未免不太公平。这么办呢？好在方舟子张口闭口不离“基因”二字，而我已经说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不分家，所以我们就看看方舟子对基因到底了解多少。

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书的时候，方舟子在《民主中国》第29期(大约1993年11月出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设计者的世界——从分子生物学看一个哲学难题》，署名是“方舟子（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系）”。这篇文章的主旨是批判“神创论”，而主要论据就是：人类基因组中有那么多垃圾基因，如果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上帝为何不删除这些垃圾呢？可见并没有上帝，人是从单细胞生物进化来的。

续上

第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方舟子《进化新解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 第五章(“分子进化”) 的附录；《进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一章(“生命的沉思”) 中的第三节。尽管方舟子的书大多以这样重新排列组合的方式“写”成(其实这是他打别人的“假”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把一篇学生时代的文章，如此敝帚自珍地反复发表，也可见方舟子对它的得意。(注：《民主中国》的创办人就是那个被方舟子在1999年痛骂为“既无知而又臆断”的“前流亡作家苏晓康”。方舟子在1993年给《民主中国》投稿时，当然知道这份刊物的性质，当然更知道这个苏晓康是“流亡作家”。他在1999年为什么对苏晓康反目相向，破口大骂，凡是了解方舟子的人，大概都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

《没有设计者的世界》全文约四千字，但其中的这两段话最能显示方舟子的学识： “在分子水平上来看生命现象，这类蹩脚的‘设计’就显得更明显了。分子生物学上一个出乎意料的发现是，作为遗传物质的DNA，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真正载有遗传信息，有表达蛋白质的功能的。对于人体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DNA都不编码蛋白质，其中极少数有调控功能，绝大多数没有已知的功能，被称为垃圾DNA。如果我们现在就认定所有的垃圾DNA都没有功能，未免过于轻率，但对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它们的确是垃圾。实验表明，去掉它们对于生物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就是这些废物，盘占着细胞核的宝贵空间，细胞复制时还要费心费力把它们也复制一份遗传下去。试想，如果你的居室的绝大部分空间都被垃圾占领，搬家时还要把它们也都带走，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如果真有一位高明的设计者，他何必扔下这么多的垃圾，何不令清洁工来打扫一番？”“总之，内含子和假基因都是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堆积下来的垃圾。这类垃圾，是生物进化的最好的证据，也是对于存在智能设计者的观点的最有力的否定。”([url]http://www.xys.org/fang/doc/science/sheji.txt[/url])

上面这两段话，在2001年的《进化新篇章》中，方舟子只修改了几个字：第一段中的“其中极少数有调控功能，绝大多数没有已知的功能”这句话中，“极”和“绝”二字被删去；第二段的“内含子和假基因都是生物在长期……”被改为“内含子和假基因都可看作是生物在长期……”。（见《方舟子诗文集》中的“《进化新篇章》选读”。[url]http://www.xys.org/pages3/newchapter.html[/url]）。

内含子【维基百科：“内含子是一个基因中非编码DNA片断，它分开相邻的外显子。更精确的定义是：内含子是阻断基因线性表达的序列。”】最早发现于1977年，到方舟子最初发表《没有设计者的世界》时，只有短短的十多年。而在那段时间，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远没有过去十年间那么迅速——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九十年代初刚刚起步，当时DNA序列分析的成本是现在的几十倍、上百倍。也就是说，方舟子的那个“总之”，至多是根据当时的极为有限的知识做出的。而实际上，他对当时那点极为有限的知识也是一知半解。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内含子虽然不具有编码蛋白质的功能，但却具有相当多的其他生物功能。尽管如此，哈佛大学教授、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Walter Gilbert在去年，也就是发现内含子的29年之后，仍旧说：“关于内含子的进化，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有相当的争论：内含子产生及扩散的时间，内含子丢失或获得的机制，以及制约内含子进化的压力。Considerable debate remains  
over several aspects of the evolution of spliceosomal introns, including the timing
of intron origin and proliferation,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rons are lost  
and gained, and the forces that have shaped intron evolution.”(Nature Review:  
Genetics 7, 211-221)。

也就是说，世界上一流科学家们至今仍旧对内含子的一些基本问题搞不清楚，连内含子是“先天存在” 还是“后天获得”都没有确定，可是我们的“科学斗士”方舟子这个MSU的研究生却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了：“内含子和假基因都是生物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堆积下来的垃圾”！而更让人不解的是，这是在他的“现在就认定所有的垃圾DNA都没有功能，未免过于轻率”话音刚落之际。方舟子这种“过于轻率”的勇气，到底是哪里来的呢？显然，除了无知之外，决不会有其他来源。

实际上，就在内含子发现之初，科学家们就对内含子到底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还是进化的基础，争论不休。Walter Gilbert在1978年就曾做出这样的天才推测：内含子的存在对生物有益，它们能够加速进化过程。他的具体推测就是，一个转录单位(transcription unit) 可以产生两种以上的蛋白质。后来的研究证明，这个猜测是完全正确的。Walter Gilbert在当时的主要推论是：“内含子既是冷冻的历史遗迹，又是今后进化的起点。Introns are both frozen remnants of history and as  
the sites of future evolution.”（Nature 217, 501）。[注：内含子的英文名称intron就是Walter Gilbert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的。]

换句话说就是，在方舟子写那篇文章、说那样的话之前，就有人提出了与方舟子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方舟子对此却似乎茫然不知。

方舟子对内含子的无知一直持续到21世纪。在《进化新篇章》中，方舟子虽然迫于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对自己的论述做了细微的修改（很可能是在被别人指出其错误之后才修改的），但他对於分子生物学在这方面的进展仍旧显得象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之人”。大约在2003年左右，有人嘲笑方舟子说：“为了标榜自己是个知识裁判官，方某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说‘我的专业知识’如何如何。嘿嘿，别说环保是门专业、方舟子根本没那专业知识，就他自己的本行生物学，他也是个二百五，水平之低让人哭笑不得。譬如，学到本科了，就该知道，‘垃圾基因’对基因蛋白成形过程有重要意义。可是呢，方某有个什么博士头衔，却在他的‘科普’文章里大言不惭地说‘垃圾基因’就是垃圾，没有也可以。这望文生义的‘博士’水平，还不让人哭笑不得？”对此，方舟子驳斥道：“这话莫名其妙。什么叫‘基因蛋白成形过程’？内含子、假基因之类的垃圾基因对此有什么意义？”

其实，内含子对基因和蛋白质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上世纪末就已经是“凡是学过大学本科课程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事实。当时，为了使转基因在植物中超量表达，人们甚至会把内含子人为地放到转基因中去。而我们这位在全中国宣讲转基因植物是如何如何安全的美国博士，却连这么点知识都不知道，反倒“义正词严”地反问人家“内含子、假基因之类的垃圾基因对此有什么意义？”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实际上，方舟子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无知。方舟子的更大问题是逻辑的矛盾：进化论的基本前提就是对遗传物质的突变有一个选择的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把对生存不利的突变筛选掉。既然如此，人类细胞怎么会越进化“垃圾”越多？为什么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如细菌，没有“垃圾基因”？这岂不是意味着人类比细菌还要低级吗？确实，在1978年加拿大科学家Ford Doolittle就曾提出了这样的猜想（Nature 272, 581-582.）但方舟子一方面说内含子是垃圾，一方面又要强调人类乃是进化的高级产物，结果是陷入矛盾怪圈而不自知。

其实，即使是方舟子的那个“垃圾基因的存在证明没有上帝”的观点，也是他抄袭洋人的。原来，有“科学主义的先知”之称的康乃尔大学天文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1992年出版的Shadows of Forgotten Ancestors: A Search for Who We Are (与Ann Druyan合作) 中就说：“有些，也许是绝大多数的遗传指令会是过剩的，重复的，不可转录、无意义的。这证明严重的缺陷存在于生命的核心。Some, maybe even most, of the genetic instructions must  
be redundancies, stutters, untranscribable nonsense ... [which prove that]  
deep imperfections [lie] at the heart of life.”（转引自：Jerry Bergman：The  
Functions of Introns: From Junk DNA to Designed DNA。[url]http://www.asa3.org/aSA/PSCF/2001/PSCF9-01Bergman.html#4[/url]）

显然，这段话的中心思想，被方舟子拿来借题发挥，写成了那篇至少发表了三次的《没有设计者的世界》。

不过，从方舟子对内含子的论述中，我们看出的不仅仅是他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此人缺乏一个科学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对基本问题的好奇心，没有任何成见的、开阔的想象能力，以及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Walter Gilbert在1978年的天才猜测，与2006年的认真探讨，无不显示出这种素质在科学研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方舟子则以自己的无知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无畏作为论证的支撑，以自己对宗教的莫名其妙的仇恨为动力，完完全全地放弃了对问题答案的探索，而是把当时的未知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来进行胆大妄为的论证。这哪里是什么“科普”，简直和宣传邪教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以如此贫乏的知识和简单的头脑，来进行“生命的沉思”，其沉思的结果，除了贻笑大方之外，还能是别的吗？

续上

第八篇

【几点更正：在贴出上文后，发现其中含有三处不太准确的地方：第一，在“最聪明的学生，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一节，我说：“方舟子那篇挂名的Nature，发表于1992年1月，投稿于1991年9月，当时方舟子尚是入学刚刚一年有余的研究生，课程尚未学完，课题的题目尚未确立，因此根本不可能对那个研究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据万维读者网网友圆排骨指出：方舟子“是1990年12月23日到美国的, 一月份入学，到那篇文章投稿的时候，还不到八个月，完全是搭车。”第二，“方舟子的导师巴顿”一节，“最早的就是那篇方舟子是第五作者的Nature”，“第五”应该为“第六”。第三，“方舟子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知识”一节，“大约在2003年左右，有人嘲笑方舟子说”，应该改为：“2005年2月，一个ID为‘直言了’的网友嘲笑方舟子说”。该帖题目是《环保代表着正义和人类利益》。这样一来，方舟子对内含子的无知，又延续了两年。见[url]http://xys.dropin.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isc/tsunami70.txt[/url]。
      另外，本人无意贬低密歇根州立大学，无意侮辱方舟子的导师巴顿博士。上文中介绍MSU和巴顿的文字，完全是为了行文方便，使读者了解方舟子所受教育的背景。本人文字中如果有冒犯密歇根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友、以及巴顿教授的地方，在此愿意表示诚挚的歉意。】

（5） 方舟子的博士论文

除了必须修足一定的课程之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做博士论文。而方舟子似乎对自己的博士论文非常自豪，不仅在“自我介绍”中列出了题目，而且还附上了论文摘要。这对笔者研究“方学”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I RNA聚合酶II，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研究热点

根据新语丝网页，方舟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uman RAP30,  
the Small Subunit of 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F (人类普通转录因子TFIIF的小亚基RAP30的结构与功能)。在具体分析方舟子的博士论文之前，笔者有必要越俎代庖，替方舟子“科普”一下这个“人类普通转录因子TFIIF”：

RNA Polymerase II (RNA聚合酶II) 可以说是真核细胞(大致上可以认为是除了细菌之外所有生物的细胞) 中最重要的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负责转录基因组中的两万多个编码基因，转录的产物为信使RNA (mRNA)，而后者则被核糖体(ribosome)翻译成蛋白质──细胞中的主要功能分子。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这个酶会成为热点的主要原因。1959年，纽约大学教授Severo Ochoa和斯坦福大学教授
Arthur Kornberg因为发现RNA聚合酶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他们的发现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真正的RNA聚合酶在1955-1961年间被Sam Weiss, Audrey Stevens, Jerard Hurwitz发现。2006年，斯坦福大学教授Roger Kornberg (Arthur Kornberg的儿子)，因为研究RNA聚合酶II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也就是说， RNA聚合酶作为生物学研究中的热点，持续了至少有半个世纪。

RNA聚合酶II是个巨大的蛋白质，本身含有12个亚基。除酶本身之外，它还需要一些“普通转录因子”(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s, TF)才能够发挥正常功能。巴顿实验室所研究的，就是这些“普通转录因子”之一，叫做TFIIF。TFIIF本身含有两个亚基，一个大的亚基叫做RAP74，一个小的叫做RAP30。巴顿实验室1992年那篇Nature论文，报道的就是克隆了RAP74基因。在此之前，1989年，RAP30基因的克隆被巴顿在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的那个实验室克隆。(Nature 341, 410-414)。而方舟子所研究的，是RAP30。

II 方舟子的六大发现

根据方舟子公布的博士论文摘要，方舟子的主要工作就是以多伦多大学的那个RAP30基因克隆为基础，做出了几个突变克隆。利用这些突变克隆，以及巴顿实验室另一位华人学者Wang Bo Qing做出的RAP74基因突变克隆，方舟子做出以下发现：

I RAP30蛋白质的两端序列对该蛋白质的正常功能有重要作用(Transcription assay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both N- and C-terminal regions for RAP30 function)；

II RAP74与RAP30的N末端相结合(RAP74 binds to the N-terminal region of RAP30 between  
amino acids 1-98)；

III RAP30的两个区域与RNA聚合酶II结合(Two regions of RAP30, one near the N-terminus  
and one within the central region, are important for RNA polymerase II binding)。

IV 方舟子的第四点发现，叙述得十分含糊。其英文是：Multiple contacts within the  
RAP74-binding and RNA polymerase II-binding regions of RAP30 contribute to  
TFIIB binding，意思大约是说，RAP30蛋白质内与RAP74及RNA聚合酶II的接触位点，实际上也是它与TFIIB结合的位点。

V RAP74的C末端与TFIIB、RNA聚合酶II结合。(Analysis of deletion mutants of RAP74  
shows that a C-terminal region between amino acids 358-517 binds directly to TFIIB,  
and this region of RAP74 also binds to RNA polymerase II.)

VI RAP74干扰RAP30与TFIIB的结合(RAP74 antagon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FIIB  
and RAP30, both by binding to RAP30 and by binding to TFIIB.)

([url]http://www.xys.org/fang/doc/thesis.txt[/url])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的这些工作，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在一年之内，——连起早贪黑都不用，——完全可以完成。而方舟子却在巴顿的实验室呆了五年，可见他其余的时间并没有完全用在科学研究上（研究生的课程一般在一年半内可以修完，最多不会超过两年）。方舟子后来吹嘘说，他五年内从MSU拿下博士学位，“在这个领域，算是比较快的”。（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其实，就凭他的这个工作量，再提前一、两年拿下学位，也不能算快。【五年内拿下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属於正常。方舟子在MSU的导师巴顿以及在罗彻斯特大学的导师Dr. Martin A. Gorovsky，都是在五年内完成从学士到博士的过渡的。并且，这两个人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UCLA和芝加哥大学，水平都比MSU要高。】

其次，方舟子所做的RAP30基因突变克隆，都是从基因两端开始的切除突变(terminal deletion)，这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思路上，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最为简单、最为原始的。其实，RAP30基因并不长，只编码249个氨基酸，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研究水平，正常的做法，或曰水平高一点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做“内部小片段切除”(internal small fragment deletion)突变或“点突变”(point mutation)来确定这个蛋白质的功能结构区域。退一万步说，即使在最初作了末端长度切除突变，接下来方舟子也应该作内部切除突变或“点突变”。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方舟子的思路，打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比方，就如同要确定一公里长的电路内哪一位点出现了故障。他从这段线路的两端开始渐进切下大约100米长的片段，然后检查剩余线路是否正常。如果剩余线路一切正常，则推定故障点在被切下的片段之内。至於故障到底在切下片段的哪一个位点，则需要进一步把这个片段继续切成更小的片段。而方舟子的研究，实际上只是进行了前一部分。】

几年后，方舟子说，“我们将分子生物学实验称为‘实验台工作’（bench work），并不需要动什么脑筋，花一天时间就能把一年要做的实验全都想好，……”这实际上就是不打自招：他自己的那个试验计划，如果有的话，确实“花一天时间就能把一年要做的实验全都想好”。但实际上，实验设计并非如此简单，并非“不需要动什么脑筋”。事实是，一个研究项目的水平高低，除了决定于项目本身(研究的问题) 之外，最重要的就在於动脑筋来做实验设计。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法门，第一是要提出有深度的问题，第二就是要设计合理的试验来解答这个问题。对於一个研究生来说，问题大多都是由导师提出的，所以，他的能力主要表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上。而方舟子的博士论文之所以作得不怎么样(下详)，与他只“花一天时间”来计划“一年要做的实验”，有极大的关系。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方舟子的那“六大发现”的科学意义呢？科学研究的所谓“意义”，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它的发现是世界上首次的；第二，这个发现解答了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且/或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两层含义之中，第二层含义更为重要（这也是研究热点问题较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说，用同等的智慧来从事同等的研究，你得到的回报会因你所研究的课题是冷门还是热门而大不相同）。一般说来，“首次发现”只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仅仅证实前人的研究结果，属於重复劳动，基本上不具有科学上的意义（但有作为旁证的意义）。但首次发现的东西，如果属於其他人不甚关心的问题，其意义也不很大——比如从粪便中发现了一种没有任何价值的化合物。一般来说，研究结果的意义越大，发表它的刊物水平一般也越高，因为作者本人应该知道自己研究的意义，他们会向不同级别的刊物投稿。从这两个层次来分析方舟子的博士论文，我们只能说，它的科学意义不大。证明如下。

续上

III 李代桃僵：方舟子JBC论文的奥秘

在今天，很多人都以为方舟子发表在JBC上的论文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全部。其实，这是一个只看内容、不看表面的错误认识。就内容来说，这两篇东西确实是相似的；但在表面上，这两个东西却截然不同。方舟子博士论文的题目是：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Human RAP30, the Small Subunit of 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F；而JBC论文的题目是：RNA Polymerase
II-associated Protein (RAP) 74 Binds Transcription Factor (TF) IIB and Blocks  
TFIIB-RAP30 Binding.

也就是说，方舟子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RAP30，但发表的文章却是以RAP74为主题。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方舟子JBC论文的摘要：A set of deletion mutants of human RNA polymerase  
II-associated protein (RAP) 30, the small subunit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IIF  
(TFIIF; RAP30/74), was constructed to map functional domains. Mutants were tested
for accurate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RAP74 binding, and TFIIB binding.  
Transcription assay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both N- and C-terminal sequences  
for RAP30 function. RAP74 binds to the N-terminal region of RAP30 between amino acids  
1 and 98. TFIIB binds to an overlapping region of RAP30, localized to amino acids
1-176 (amino acids 27-152 comprise a minimal binding region). The C-terminal region  
of RAP74 (amino acids 358-517) binds directly and independently to TFIIB.  
Interestingly, RAP74 blocks TFIIB-RAP30 binding, both by binding TFIIB and by  
binding RAP30. When the TFIIF complex is intact, therefore, TFIIB-TFIIF contact  
is maintained through RAP74. If the TFIIB-RAP30 interaction is
physiologically important, the TFIIF complex must dissociate within some  
transcription complexes. (JBC 271, 11703-11709). ([url]http://www.jbc.org/cgi/content/full/271/20/11703[/url])

这个摘要所叙述的内容和我们上面分解的方舟子博士论文基本相同。那么，方舟子的论文为什么要以RAP74为标题，而不是以RAP30为标题呢？

方舟子的JBC文章，投稿时间是1995年10月，也就是他离开MSU的前夕。但这篇稿子被编辑要求修改，编辑部直到1996年2月才收到修改稿，当时方舟子已经离开MSU一个多月了。从时间的跨度上来判断，编辑所要求的修改内容肯定不是关于文字的，而是关于试验方面的。方舟子到底作了什么样的修改，他是如何修改的，我们今天都不得而知，也没有必要做毫无根据的猜测。我们只需要根据这篇修改后的文章的内容，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

我们要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舟子的六个发现，是不是他首次做出的？根据方舟子的那篇JBC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Nucleic Acids Research (21, 273-279)上就发表了日本科学家和耶鲁大学的科学家的论文，题目是：Domain structure of a human general  
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factor, TFIIF。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报告说，他们根据RAP30和RAP74基因的末端长度缺失突变克隆，确定了各自的功能区域。具体地说就是，RAP30的1-110序列与RAP74的62-171区域相互作用；而RAP74的两段区域对RAN聚合酶的活性有影响。这项研究实际上包括了方舟子“六大发现”的前两项：方舟子的第一项实验，不过是照搬这篇论文的思路，用RAP30来代替RAP74(所以他只需要一天就能够想好一年的试验)；而第二项发现，不过是把人家鉴定的1-110区域，缩短到1-98区域而已。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1995年6月，也就是在方舟子投稿JBC之前四个月，美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篇来自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文章，第一作者是Tan Siyuan。(Tan, S., Conaway, R.C.  
and Conaway, J.W. Dissec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F Functional Domains  
Required for Initiation and Elongation. PNAS 92, 6042-6046)。这篇文章把RAP30的功能区域分析鉴定得淋漓尽致：如：与RAP74的结合区域在16-30之间，与RAN聚合酶II的结合区域在91-135之间；与DNA结合的区域在136-240之间。这项工作之所以能够作得如此细致，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采用内部小片段缺失突变技术。换句话说，早在方舟子之前半年，就有人把他的第一、二、三项发现做出了，而且做得更加精彩。这项工作发表在PNAS (影响因子大约是JBC的二倍)上，可以说是名符其实(Tan Siyuan文章的投稿日期是1995年3月)。

那么，方舟子的第四项发现，即RAP30与TFIIB结合的位点，是不是他的首次发现呢？1993年，
Genes Dev. (7, 1021-1032)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报道TFIIB的N末端与RAP30结合。方舟子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反过来确定RAP30的哪个区域与TFIIB结合。但实际上，方舟子的发现是，几乎RAP30的所有区域(1-176，占全部长度的70%)都与TFIIB结合。这在科学上，属於没有多大意义的结果，也可以说它是“半失败（half failure）”。为了弥补这个“半失败”的试验，方舟子於是转而使用
Wang Bo Qing的RAP74克隆来重复这些试验(见：Wang, Bo Qing, Burton, Zachary F.
Functional Domains of Human RAP74 Including a Masked Polymerase Binding Domain.
JBC 270, 27035-27044)，结果发现RAP74的C末端与TFIIB结合（第五发现），并且这个结合阻止TFIIB与RAP30之间的结合（第六发现）。这就是方舟子论文中的“唯二”新发现。所以，他的JBC论文必须以RAP74为主题才能够发表。如果以RAP30为主题投稿的话，他的结果不仅在时间上比Tan Siyuan落后，在水平上，更是差了一大截。

也许有人会问：方舟子RAP30试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最初试验设计的粗糙简单，只图省事，照抄照搬别人的研究方法。假如他当初肯花些工夫，做一些内部缺失突变和点突变克隆，他就可以比Tan Siyuan更上一层楼，找到活性区域内的活性位点。那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借用Wang Bo Qing的克隆来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了，也不需要在离开MSU之后还修改论文，更可能会把论文发表在高一级别的杂志上。

IV 苦大仇深的根源？

说来好笑，在科学这个领域战胜方舟子的，竟然都是大陆学人：方舟子博士论文中，唯一具有科学意义的发现，是根据本实验室的师兄弟/姊妹Wang Bo Qing的克隆得出的；而完全是由他自己做出来的试验结果，在俄克拉荷马大学Tan Siyuan的论文面前，则显得毫无价值。

我在“方舟子‘苦大仇深’？”一节中曾说：“在最初，我对方舟子的感觉就是，此人好象是一肚子‘苦大仇深’，‘与世界充满恨’。至於它的原因是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今天也还没有弄清楚。”在写完上面一段之后，我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方舟子在他初出茅庐的科研生涯中，先是生活在Wang Bo Qing的阴影之下，最后是惨败在Tan Siyuan的手下。心比天高、才比纸薄、量比针鼻儿还小的方舟子，对此很自然地会发出“既生是民、何生他人”的哀叹，进而滋生怨天尤人的仇恨心理。他后来对中国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海外学者，特别仇视，与他在MSU做论文时的坎坷经历，不可能完全没有关系。

【注1：Wang Bo Qing在1992-1995年间，与巴顿共发表了六篇论文，三篇JBC，二篇Protein Expr Purif. ，一篇Nature。其中三篇是第一作者，两篇第二作者。在那篇Nature论文中，Wang Bo Qing排在第五位，恰好在方舟子之前。】
【注2：Tan Siyuan在1994-1995年间，作为第一作者至少发表了三篇论文：
Tan S, Conaway RC, Conaway JW. Dissection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TFIIF  
functional domains required for initiation and elongation.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5 Jun 20;92(13):6042-6.
Tan S, Garrett KP, Conaway RC, Conaway JW. Cryptic DNA-binding domain in the C  
terminus of RNA polymerase II 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 RAP30.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1994 Oct 11;91(21):9808-12.
Tan S, Aso T, Conaway RC, Conaway JW. Roles for both the RAP30 and RAP74 subunits  
of transcription factor IIF in 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and elongation by RNA  
polymerase II.J Biol Chem. 1994 Oct 14;269(41):25684-91.】
【注3：按照学术界的惯例，方舟子完全应该把Wang Bo Qing列为他的JBC论文的作者之一。换句话说，Wang Bo Qing对方舟子论文的贡献，绝对超过方舟子对1992年那篇Nature论文的贡献。但实际上，方舟子JBC论文的作者只有方舟子和巴顿两人──Wang Bo Qing连个致谢都没有得到。相反，Wang Bo Qing在自己的RAP74论文中，向方舟子致谢：“We thank laboratory members ……S.  
M. Fang for sequence analysis……”这也证明，方舟子并没有参与RAP74的基因突变克隆工作。】

[点评：大家已经不难看出，方舟子的博士论文不过是“艺术剽窃”而已，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方舟子博士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仅仅告诉世人他发表了博士论文，但是从来没有详细地说他的论文研究了些什么玩艺。可见，方舟子的打假是贼喊捉贼。]

续上

第九篇

（6） 方舟子到底是几流“生物化学家”？

评价一个科学家的水平，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途径。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人的知识水平来进行评价，即看看他对知识的占有，是否广博深厚，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多么“适合做科研工作”，如果他的头脑中装的知识不充分，或者都是些过时的知识，那他也根本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家，遑论出色的科学家。其次，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个人的思维方式来做出判断。如果一个人的头脑非常简单，不善於接受新的东西，甚至习惯性地排斥与自己的固有观念不同的思想，他在分析问题时总是进行单向的、定势的思维，则他也没有成为合格科学家的任何可能。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评价他的研究能力。这就是JT网友所说的，“英文俗话说，You can talk the talk, can you walk the walk? 再简单明了点，就是Show me the money.”

I 老化的知识，老化的头脑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的专业知识不仅极为浅薄、贫乏，而且极为陈旧。他的关于基因、关于内含子的知识，几乎就是十年一贯制——他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MSU研究生院听课时所得到的知识，一直带进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对於象分子生物学这样日新月异的科学领域来说，简直就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其实，即使是对于方舟子所喜爱的“传统生物学”而言，如此的知识老化，也让人根本无法理解。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方舟子本人竟然对这一点毫无感觉。也就是说，方舟子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如果说方舟子在1993年之后就完全脱离了学术界，我们对他的无知也许还可以谅解。但实际上，方舟子在那之后还搞了五年的“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方舟子：《〈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自序》）。我们简直就无法想象，以如此偏狭、落后的知识，他是怎么“从事前沿研究”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方舟子的头脑和思维方式：他把自己所学到的点滴东西当成永恒的、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真理，并且把这些有限的知识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加以扭曲发挥。他根本就不愿意、也无法接受任何与他的固有观念相悖的思想、观点。也就是说，他所能够接受的、理解的东西，都是那些与他自己的固有观念相似、相同的东西。以这样的一个封闭性的、静止性的、单向性的、片面性的头脑来进行思维，方舟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家。实际上，他连成为一名普通学者的资格都不具备。而当时的方舟子，竟然只是一个三十左右岁的青年！如此老化的知识，如此老化的头脑，居然能够与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如此“有机地”地结合在一起，这不禁让我们发出这样的疑问：方舟子何必舍近求远地用分子生物学来证明“世界没有上帝”？

II 只能登堂，不能入室

而根据方舟子的博士论文，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至多也就是一般水平——如果不能说是低下的话。科学研究的实质，是对自然界的智力探险：发现未知领域，了解这个未知领域，并且把在这个过程之中获得的知识，总结上升为理论，然后开始下一轮的探索。具体地说，一个科学家，首先要具备发现未知的能力，也就是提出问题的能力，其次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是归纳抽象的能力。而一流科学家与普通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就在於这三个能力之上。一流科学家或者是能够提出意义重大的问题，或者是能够使用最先进、最直截、最迅速的手段，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是根据自己和别人的数据，总结出新的理论，进而提出新的问题。

用上面所说的“三个能力”的标准来衡量方舟子的博士论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方舟子本人并没有提出问题，更不用说意义重大的问题。当然，这并非完全是方舟子的过错。作为一名研究生，没有自己的研究经费，所从事研究项目的大方向基本上是由导师预定的。但我们从方舟子的博士论文中，甚至连一些小的、细微的新奇之处都没有发现：他不外是把别人研究其他蛋白质的工作，从思路到方法，一股脑地照搬到他的RAP30研究上来。这到底是因为方舟子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还是因为他的懒惰，抑或是因为他的心思没有放在科学研究之上，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只能说，方舟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表现出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任何苗头。

第二，从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来看，方舟子也不出色。比如，他的RAP30研究，不是与人撞车(研究结果相似) ，就是半失败的无意义结果。这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热门领域，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此时的方舟子，并不是迎难而上，把自己的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相反，他却向平行方向发展，借用别人的RAP74克隆来重复以前的试验。这样的研究，在获得知识的数量上是增加了，但在质量上、在层次上，基本上相当于原地踏步。换句话说，搞学问就如同登堂入室。登堂就是入门，而入室则是上一个台阶。也就是说，只有入室，学问才算有长进。否则的话，就算是你把厅堂的地板全部踏遍，你的层次也仍旧是在厅堂之中。方舟子从RAP30转移到RAP74，就相当于在厅堂内到处乱窜。

第三，方舟子总结归纳的能力，不要说在科学研究中无影无踪，即使在他的“打假”、“反腐”、“反伪科学”这类活动中，都很难发现。也就是说，方舟子只能在个例水平上瞎忙活。不赘。

总之，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哪一方面来审视方舟子，都无法看出他具有作为一名出色科学家的任何潜在资质。

III 朽木不可雕也，连上帝都帮不了他

前面提到，方舟子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属於热门中的热门，俗语叫作hot spot。一个研究生遇到一个热门课题，应该说是相当的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万幸。因为，研究热门课题的人，如果付出的努力与别人相等，他获得的回报会比那些研究冷门课题的人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反过来说，热门课题研究者只要付出很小的努力，就能够获得与冷门课题研究者相似的回报。这就是科学研究“不公平”的地方。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项目是微小RNA干扰基因表达的机制。其实，对於这个发现做出最大——至少可以说是极大——贡献的科学家是英国人戴维"鲍尔孔(David C. Baulcombe)。鲍尔孔之所以没有获奖，唯一原因就是他研究的对象是植物，而不是动物。这在分子生物学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说，所谓学术、科学、真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考虑到这个热门因素，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方舟子研究的题目不是人类RNA聚合酶，而是农、林、畜牧等“传统生物学”的课题，以他付出的努力，他最终的论文大概只能在影响因子(IF)小於3的杂志上发表。【2003年，世界上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杂志261份，IF最低的为0.05，最高的为37.647 (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次高为 30.550 (Nature Medicine)，排在第三位的为26.626 (Cell)。IF小於3的杂志有173份，占总数的三分之二。JBC的IF为 6.482】。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方舟子如果做出类似Wang Bo Qing和Tan Siyuan那样的努力，他的成绩决不会仅仅是一篇JBC。

而实际上，方舟子错过的良机并不仅仅这一次。他到罗彻斯特大学、到“索尔克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的都是热门课题，研究条件也都比MSU好，真可谓是踏着“步步高”的拍节，走在幸运的康庄大道上。但他每次都以败走麦城收场。(下详)。这说明，他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失败，其原因只能在自身中寻找，怨不得天——上天对方舟子可谓恩宠有加、尤不得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舟子的研究曾受到过他人的干扰破坏。

续上

IV 众里寻他千百度，茫茫人海，方舟子，你究竟在何处？

不论是在网络，还是传统媒体，不论是自我誉扬，还是媒体捧场，凡是提到方舟子的文字，似乎都离不开“博士”二字。用“方舟子博士”来搜索网络，可以得到成千上万条“查询结果”。中国媒体中，对“方舟子博士”吹捧最甚的，是“创刊于2002年6月6日，依托***新华社”的《国际先驱导报》。我们当然知道，方舟子是新华社雇员刘菊花的家属，所以下面特举三例，让读者看看方舟子的这个博士学位到底有多么金贵：

2001年7月18日，刘菊花在《网络奇才方舟子》中说：“方舟子本身是一个生物化学博士，钟爱自己的专业，在论战中他也不讳言对在自己的专业有所成就是有打算的，……”。（刘菊花此文是否曾在中国报刊上正式发表，至今查无实证。但它在网上流传颇广。上面引的这句话，显然是在暗示方舟子在“在自己的专业”颇有“成就”。）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题为《专访著名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的文章，称方舟子为“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方舟子在新语丝转载此文时，“谦逊”地把标题改为《转基因不是怪物——本报专访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interview/transgenic9.txt[/url]。）

2007年1月11日，《国际先驱导报》在《科学家成功改变同性恋公羊性取向》中，称方舟子为“国内著名生物化学博士”（[url]http://xys.xlogit.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report/gongyang.txt[/url]）。

其实，我们即使撇开方舟子的知识水平和思维方式不论，并且慷慨大方地给方舟子的博士论文打个“中等水平”的分数，只要我们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就会明白，作为“科学家”的方舟子，充其量也不过就是沧海一颗粟、戈壁一粒砂而已。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个“美国生物化学博士”会象他那样炫耀自己的学位呢？

根据美国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统计数字([url]http://www.nsf.gov/statistics/[/url])，在1996-2005十年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为416877个，其中科学与工程博士263237个，生物科学领域的博士为68709个。在科学与工程博士之中，持有中国护照的有31895人(其中5729人持有绿卡)，占总数的12%强。从1980年，即方舟子的导师巴顿获得博士学位那年算起，到2005年（现有统计数字的最后一年），美国在26年间颁发的生物学领域的博士学位总数有154205个。

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美国博士”头衔的人，至少有六十万(1983-2005年间，颁发总数为580299)，其中华人大约五万；拥有“美国科学博士”或“美国工程博士”头衔的人，超过四十万，(1983-2005年间，颁发总数为379973)，其中华人大约四万；拥有“美国生物学博士”头衔的人，大约有十六、七万人，其中华人接近两万。

从另一方面看，JBC每周出版一期，一年出52期。发表方舟子论文的那一期是1996年5月17日出版的，共522页，发表研究论文78篇，根据作者姓名判断，其中有10篇的第一作者是大陆华人。也就是说，在1996年，JBC发表的论文总数达四千余篇，其中华人第一作者有大约五百人次。

2003年，JBC发表了6515篇论文，影响因子为 6.482。这一年，世界影响因子大於JBC的“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杂志有29份。这29份杂志在2003年总共发表论文7182篇。（读者可用“2003，SCI” 搜索网络）。如果假定这些文章的第一作者中，10%是华人，则仅此一年，在水平上大致等於方舟子的“华人生物化学家”就至少有650人；超过他的，有720人。而实际上，如果把方舟子的论文定为JBC的中游水平，则JBC华人第一作者中至少有300人次超过方舟子。换句话说就是，在2003年一年中涌现出的这一千三、四百位华人“生物化学家”中，水平超过方舟子的，至少有一千人(次)。

总之，从1996年到2007年这11年间，象方舟子这样的、以及比方舟子强的“生物化学家”，全世界大约产生了十多万人(次) ，其中的华人至少超过一万人(次) 。考虑到MSU在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地位，考虑到JBC在生物化学杂志中的地位，再考虑到方舟子的那篇JBC论文的水平，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方舟子的那个“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根本就不值几个钱儿，更不值得拿它在全中国到处炫耀！比他强的大陆华人，可以说是成千上万。

V 巴顿新解（Halloween edition)

笔者在前面已经充分证明，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我们都无法在方舟子与“最聪明”、“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之间，划上等号。那么，方舟子的导师巴顿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当然可以接受JT网友的解释，即巴顿“水平太差”，“有井底之蛙之嫌”。但问题是，巴顿水平再低，也是一名正正经经的学者，断不会信口胡诌，说一些毫无根据、让自己丢失脸面的话。再说，美国的教授也极少这样夸奖、吹捧自己的学生。

我们当然还可以假定方舟子在撒谎，那些话是他硬塞到巴顿嘴里去的，就象他把邹承鲁生前的说过的一段话又塞到死后的邹承鲁嘴中、为自己的新书作宣传一样。（见：直言了：《打假打出神仙事，死人也能写书评》，不过，邹承鲁是中国科学界的名人，而巴顿则是美国科学界中非知名人士。那么，方舟子编瞎话时，何不找一个级别高一点的人呢？（据方舟子自己说，他曾经有过给诺贝尔奖得主按幻灯机按钮的经历。）

这真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这个谜最终还是被我破解了。我的基本假定是：巴顿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方舟子在转译的时候，把它们译走了样。具体点儿说，我的解释是：第一，所谓“最聪明”云云，巴顿的原意不过是说方舟子具有“市井精明”(street smart) 而已。笔者在前面曾经专门讨论到“方舟子深谙现代成名之道”，而方舟子在这些方面的伎俩，对於巴顿这样的书生来说，确实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因此他很自然地会认为“Mr. Fang is the smartest guy among my students”。第二，所谓“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云云，巴顿大概也不过是说，方舟子“非常适合做”“并不需要动什么脑筋”的“实验台工作（bench work）”——Mr. Fang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brainless bench work。第三，所谓巴顿劝方舟子“不要去当教授”，说“现在的教授和当秘书也差不多”，我估计这不过是在委婉地告诉自尊心很强的方舟子：你就甭往这方面努力了，没门儿。
(You don’t want to be a professor. Being a professor is no better than a secretary.
Go somewhere and be something else!)也就是说，由於英语理解能力较差，方舟子没有搞懂巴顿的本意。

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没有搞明白。方舟子说，巴顿“对我现在从事的这些工作非常赞赏，恭维我是中国科学的良心”，这句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噢，原来，2007年，出版商在推销方舟子的新书时，其广告语就是： “方舟子，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学术打假斗士，中国科学界的良心”！弄了半天，“中国科学界的良心”这句话是巴顿最先说出的。出版商们是如何知道巴顿说过这样的话呢？显然是方舟子告诉他们的。那么，巴顿的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试着用我的不太灵光的英语，把方舟子“意译”巴顿的话（绝对不能象译“中心粒”那样“直译”），还原成巴顿的英文：“Mr.  
Fang, you are the greatest! You are the best!! You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s!!! You
are the conscience of Chinese Science, no, China’s Science, oh no, the Science  
of China, oh, hey, Fang, how to say中国科学in English?”

续上

第十篇

3 博士后方舟子

（1）方舟子在罗彻斯特大学

1996年1月，方舟子到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系格罗夫斯基博士（Dr. Martin A. Gorovsky）的实验室接受博士后训练。

罗彻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虽然名气不大，但实际上它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学校。该校至今已经有五名校友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两名物理学奖，两名医学或生理学奖，一名化学奖)，而MSU 的相应数字则为零。因此，它与MSU的差距，绝对大於上交大排名所反映出来的距离(上交大排名，罗彻斯特大学世界第75，美国第48。而U.S.News 排名，罗彻斯特大学是全国性大学第35位。笔者在《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中，曾说上海交大的“一流大学”研究“幼稚”。此为“幼稚”之一例。)

根据格罗夫斯基实验室的网页介绍，格罗夫斯基1963年从芝加哥大学本科毕业，五年后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耶鲁大学接受了两年的博士后训练。在1981-1994年间，格罗夫斯基担任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系主任。从1966年到2003年，格罗夫斯基共发表了133篇论文，其中2002年发表了一篇Cell，两篇PNAS。在方舟子去那里工作的1996-1997年间，这个实验室共发表了9篇论文。[url]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BIO/labs/GorovskyLab/gorovsky_hp.html[/url]

也就是说，不论从哪方面看，格罗夫斯基的实验室都比巴顿的实验室更为出色。而方舟子在那里所研究的项目，Effects of H1 on chromatin structure in Tetrahymena，也属於相当热门的课题。按道理说，此时的方舟子，孤身寡人，轻手利脚，不受家庭拖累，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受到巴顿的“最强烈的推荐”，正可一显才华，把自己“最聪明”、“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尽情地发挥出来，既给自己长脸，也为巴顿增光。可事实却是，方舟子在这个实验室工作了大约一年零五个月，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格罗夫斯基甚至不知道方舟子现在做什么(在格罗夫斯基的网页上，方舟子的“Current Position”为“Unknown”)。显然，格罗夫斯基不太可能象巴顿那样，“对我现在从事的这些工作非常赞赏，恭维我是中国科学的良心。我出版的书，他还请系里的中国人摘要翻译。”

从另一方面来看，格罗夫斯基的实验室在过去三十年间曾经有过21名博士后或访问学者。这21位科学家中，只有四个人没有与格罗夫斯基共同发表过论文。这四人之中，就有方舟子。

1997年5月，方舟子“挥挥手不留下一片云彩”般潇洒地离开了格罗夫斯基的实验室，到“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在那个“最聪明”的帖子中，方舟子说，“我到Salk做博士后时，就只靠他的一封推荐信(一般情况下需要三个人的推荐)。”这就是说，他到“索尔克”，唯一的介绍人就是MSU的巴顿，而没有通过现任老板格罗夫斯基。

我们现在当然明白方舟子为什么没有要求格罗夫斯基写推荐信。据方舟子2000年1月在九歌网接受网友提问时透露，在1996年底和1997年初这段时间，新语丝社曾经有过把新语丝网站商业化的打算，后来发生内讧，“亚美网络的人还向我当时所在的学校打小报告，诬陷我是黑客，要求禁止我上网。” (《方舟子答9song.com“专家访谈”》，[url]http://xys.xlogit.com/xys/netters/Fang-Zhouzi/Net/9song.txt[/url])。

很显然，方舟子在罗彻斯特期间，主要心思都是放在网络上，而不是他从中学起就“立志献身”的科学上。而他利用一所私立大学的网络系统来从事商业活动，被人“打小报告”，很可能和他在这年5月离开这所大学有关。

顺便要指出的是，方舟子到“索尔克”没有经过现任老板的推荐，——不论是方舟子没有请格罗夫斯基写推荐信，还是格罗夫斯基拒绝给方舟子写推荐信，——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经过方舟子的叙述，却好象是他的一段光辉业绩，成了值得骄傲的履历。由此可见方舟子自我誉扬的工夫真的是不同凡响。

【注1：2002年8月，方舟子跟踪一个仇家的IP，将之在网上公布。仇家给他写信说：“你的网站在没有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张帖我的个人资料和像片。其行为已经触犯了美国联邦法律，并且直接损害和威胁了我的名誉以及个人安全。……我将很快咨询学校律师，并根据你对事件的处理做出下一步的决定。”对此，方舟子发表评论说：“他或他的朋友一年来利用Syracuse大学的资源，天天诽谤我，不仅违反了Syracuse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使用规定（即使像他说的，是几个人共用他的个人账号，也违反学校的规定），而且触犯了美国法律。欢迎这位侯凯来跟我打官司。”([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others/net/kaihou.txt[/url]) 。显然，方舟子在罗彻斯特大学的经历对他了解某某“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使用规定”和“美国法律”有很大的帮助。】
【注2：2004年7月，方舟子在《风雨纵横新语丝》中说：“1997年年初，与这家网络公司的初次合作演变成了一场凶恶的权益争夺战，这家公司想要吞并新语丝的企图暴露无余，并且已事先拉拢了几名新语丝的编辑。那几名编辑对我的攻击、谩骂与网上痞子的口吻一模一样，多年的同事之谊毁于一旦。我当时正准备从纽约州搬到加州，本来是想到了加州再注册新语丝的，一看不能再拖下去了，就在2月份提前在纽约州将新语丝登记成了非营利性组织，正式名称为‘新语丝中国文化社’。”这似乎是说，方舟子在这年的1、2月间就已经准备离开罗彻斯特。那么，他为什么一直拖到这年5月才前往加州呢？鉴于方舟子的谎言太多，笔者认为他在2004年说的不一定是实话。】

（2） 方舟子在索尔克生物研究院

方舟子所说的“索尔克生物研究院”，英文名称是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一般译为“萨尔克生物研究所”。方舟子把institute译为“研究院”，既暴露了他的虚荣心理──好象工作单位的级别越高，他的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似的，──又暴露出了他的英文根底确实很差。关于方舟子的英文水平，笔者也打算单独立项，申报课题，进行研究。此时暂且不谈。【MIT和 CalTech固然都被翻译为“学院”，但作为纯研究机关，institute极少含有“研究院”之意。著名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被翻译成“研究院”，主要是因为它下设四个schools。而美国的NIH，则自称是Institutes(复数) ，下属各研究所则为institute（单数）。】

前面提到，方舟子的科学生涯是比较顺利的。从中国科大到MSU，虽然有点委屈这位“狂而不妄、智商高超、刻苦勤奋的人才”，但是，在1990年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刚刚毕业、学习成绩一般的本科生，能够自费出国深造，算得上是相当的幸运了。而他依靠那篇尚未发表的JBC论文，从MSU到罗彻斯特，就已经有点儿攀高枝的味道；一年多后，方舟子又毫无凭借地从罗彻斯特横贯北美大陆来到“索尔克”，这简直就相当于鲤鱼跳龙门了。

Salk Institute是Jonas Salk (脊髓灰质炎疫苗polio vaccine 的发明者)在1960年创办的研究机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Francis Crick，在建所之初曾出过大力。目前，该所的59个实验室的主任(亦称为教授) 中，有三位是诺贝尔奖得主，可见其势力之雄厚。

方舟子进入“索尔克”的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个在毕业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研究结果的博士后，没有现任老板的推荐，而仅凭其研究生导师一个人的“最强烈的推荐”──这个经历虽然不能说是离奇，但绝对可以说不正常。根据方舟子新任老板琼斯
(Katherine A. Jones)的博士学位来自加州大学河边分校 (UC-Riverside)，以及她当时正在研究的蛋白质是一个转录因子，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琼斯与巴顿相识，她知道巴顿一直在研究RNA聚合酶的普通转录因子，於是就请巴顿帮她寻找一个助手。巴顿马上想到了当时困在罗彻斯特的他的“最聪明的学生”，於是就把方舟子推荐给了琼斯。琼斯当时正是需要人手之际，於是就把方舟子招收进“索尔克生物研究院”。

据方舟子自己说，他是在1997年5月离开罗彻斯特，那么他进入琼斯的实验室的时间至迟应该在这年6月。在“索尔克”，方舟子大约工作到1998年底。在作于2000年10月的《〈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自序》中，方舟子说：“就在1998年年底，我决定暂时离开（现在看来可能是永久放弃）已从事多年的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而将主要的精力用于科学写作，这也许是更适于我的、意义更重大的工作。”

方舟子在“索尔克”的主要学术成就，是一篇排名第三的Cell论文(Ping Wei , Mitchell E.
Garber, Shi-Min Fang, Wolfgang H. Fischer and Katherine A. Jones. A Novel  
CDK9-Associated C-Type Cyclin Interacts Directly with HIV-1 Tat and Mediates Its
High-Affinity, Loop-Specific Binding to TAR RNA，Cell 92, 451-462)，发表于1998年2月20日；以及主要是根据这篇论文中报告的发现所申请的两个专利(U.S. Patent No. 6,270,956，
issued August 7, 2001；U.S. Patent No. 6,284,456，issued September 4, 2001。见美国专利局网站[url]http://patft.uspto.gov[/url])。在这两个专利中，方舟子在四人之中均名列最后。

续上

Cell是世界生命科学界首屈一指的学术期刊，论权威性，即使与Science 和 Nature相比，亦不遑多让。方舟子在到“索尔克”之后，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有此身手，即使是排名第三，也相当可观。莫非他真的是“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他的败走罗彻斯特，难道是另有原因？

但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方舟子几乎从来不提那篇Cell论文，但却不厌其烦地提起那个专利。看看下面的媒体报道和采访记录：

2000年6月14日：“在博士后工作期间，方舟子克隆的一种重要蛋白质基因获得专利，并被药厂采用。”（王洪波：《网络奇才方舟子崭露锋芒》，《中华读书报》。方舟子在转载该文时，将标题改为《〈方舟在线〉崭露锋芒》。[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fzonline7.txt[/url]）。

2000年8月：“我博士后做的还是真核生物的基因调控，在Salk研究院我申请到了一个AIDS研究的Fellowship, 做了一年多。我做得还很顺，几个月克隆了一个前一个博士后克隆三年没全部克隆出来的基因，我们申请了专利，现在有药厂在用，我还能拿到一些royalty。”(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afustc_interview.txt[/url])。

2000年底：（方舟子）“1999年出版《法轮功解剖》，获基因专利，开始担任《中华读书报》专栏作者”。“方舟子光在写作方面就以一个多才多方位的杂家出现。然而这还不是他的全部：他已经或者即将出版的科学著作就有四部，去年获得基因专利，现任多家报刊的专栏作者”。（应帆：《网侠方舟子的另一面》，[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nvyou.txt[/url]）。

2001年7月18日：“博士后工作期间，方舟子克隆的一种重要蛋白质基因获得专利，并被药厂采用。”（刘菊花：《网络奇才方舟子》）。

2001年7月24日：“一九九○年底，方舟子初抵美国。他以四年苦读，取得密西根州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与圣地牙哥的索尔克（Salk）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在复制蛋白质基因方面还获得过一项专利，被美国药厂采用。”(《方舟子“新语丝”网站敢说敢言》，《世界日报》) 。

2001年8月6日：“我把博士后研究时做的东西（克隆了一个基因）申请了专利，得到一笔钱，可以维持基本生活费用。”(《方舟子访谈：活跃在网络上的啄木鸟》，《新民周刊》)。

2003年4月：“我的经济来源有几部分。第一，我有一个专利，几年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产品和艾滋病治疗有关系，所以有药厂买了我们这个专利，每年支付一些专利费用，这些可以保证我的一些基本生活费用。”(《海外学人方舟子谈“学术腐败”》，新华网视频)。

2004年4月：“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收入比较杂一些。一个是我还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就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药厂会支付专利费。”(《与方舟子面对面：揭穿“皇帝新装的诚实孩子” 》，中央电视台“面对面”。)。

2005年6月26日：“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零散。例如，我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那个实验室克隆了一个基因，这个基因跟艾滋病有一些关系，可以用它来做药，所以有药厂来用，这样他们会支付专利费。”(《方舟子我是过渡人物》，《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方舟子的言论，马上就会发现：它们前后不一致。比如，他在2002年以前的说法基本上都是“我……几个月克隆了一个前一个博士后克隆三年没全部克隆出来的基因”。这明明是说，克隆这个基因的人是方舟子自己。而到了2003年4月，方舟子改口说：“我当时和同事们克隆了一个基因……”，於是克隆这个基因的人就变成了方舟子和他的“同事们”了。再过一年，方舟子又改口说，“我们那个实验室就克隆了一个基因……”，此时，方舟子好象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基因的克隆。方舟子与这个克隆的关系渐行渐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琼斯实验室的那篇Cell论文是1997年11月投的稿，次年1月修改完成（请注意投稿日期和修改完成日期，并且与方舟子JBC论文的这两个相应日期比较），2月发表。就算方舟子在琼斯实验室工作始于1997年5月，它距离投稿日期也仅有半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在Cell上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需要两三年以上的试验积累，因为它不仅要做出有重大意义的发现，还要揭示这个发现下面的作用机制。而琼斯这篇Cell论文的内容，其试验结果几乎全部都是建立在这个克隆之上的——也就是说，琼斯实验室只有在获得这个克隆之后，才能够完成该论文中的其他试验。根据该论文描述的克隆过程来判断，在试验非常顺利的情况下，仅仅获得这个克隆，就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方舟子说“一个博士后克隆三年没全部克隆出来”，应该是言过其实)：他们首先从细胞中纯化出蛋白质，然后分析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再根据这个序列得到I.M.A.G.E基因片段克隆，同时组建噬菌体文库，然后用这个基因片段克隆及另一个3’RACE克隆当探针来筛选该文库，最终得到全长(7.2 kB)基因克隆。在此之后，他们还需要作基因序列分析，还要把基因转移到表达载体之中，在得到重组蛋白质之后，才能做论文中的其他试验。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基因的克隆是方舟子做的，那么在得到这个克隆之后，琼斯他们几乎连撰写论文的时间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做其他的试验了。从另一角度看，假如这个克隆真的是方舟子做的，那他在论文上的排名绝不应该仅仅是第三(该论文共有五名作者，第四作者是“索尔克”另一实验室的人。因为琼斯是通讯作者，因此方舟子实际上是琼斯实验室最末一位作者，贡献最小)，在专利中的排名也绝不应该是最后。实际上，根据完成其他试验所需要的时间来判断，——这些试验的工作量绝对超过方舟子的博士论文——方舟子连“参与了”克隆这个基因的可能性都不大。方舟子之所以名列论文作者和专利发明者之中，很可能是因为他进入琼斯的实验室之后做了一些他比较拿手的“bench work”，如免疫沉淀试验之类。也就是说，方舟子说“我克隆了一个基因，申请了专利”，根本不可信。很可能他的谎言后来被人揭穿，所以他一再更改自己的说法。

方舟子在那个Cell论文中的贡献之微，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看出来：Cell论文发表后，琼斯的实验室在1998年又发表了至少两篇与这个课题直接有关的文章，都是在方舟子离开“索尔克”之前。琼斯实验室中那篇Cell论文的四名作者全都名列这两篇的论文之中——除了方舟子：

Mitchell E. Garber, Ping Wei, Vineet N. KewalRamani, Timothy P. Mayall, Christine
H. Herrmann, Andrew P. Rice, Dan R. Littman, and Katherine A. Jon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V-1 Tat and human cyclin T1 requires zinc and a critical  
cysteine residue that is not conserved in the murine CycT1 protein. Genes Dev. 12,  
3512-3527. (September 9, 1998 received, November 15, 1998)

Mitchell E. Garber, Ping Wei, and Katherine A. Jones. HIV-1 Tat Interacts with Cyclin  
T1 to Direct the P-TEFb CTD Kinase Complex to TAR RNA.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63, 371-380.

这说明，方舟子在“索尔克”，只是在刚去之时作了一点辅助性试验，因此搭上了这篇Cell论文的顺风车。等到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或者是一筹莫展，或者是陷入网络无法自拔(1997-1998年是方舟子从事网络商业活动的高峰时间)，结果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又是两手空空。

据方舟子自己说：“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我留美八年后首次回国探亲，亲身体验了久违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我亲眼目睹了各种各样的伪科学、反科学著作被摆上了科普著作的柜台，而真正的科普著作却如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自序》)。

在另一篇采访中，方舟子对这个经过叙述得更为详细：“我在回国之前就已经有点不想做了。回国时，朋友们就问我，既然新语丝做得那么好，我在网上也有名气，为什么我不做网络呢？国内现在网络也越来越普及，应该很有前景的。出版社的那一批朋友又问我为什么不搞写作。他们告诉我国内现在写科普的人大都没有我这种经验。很多人是文科出身的，对科学懂得不透，免不了东抄西凑。有很好的科学经验的人往往又文笔欠佳。他们觉得我的情况比较独特，有科学的博士，又有文笔。我在国内住了两个月，认识了很多人，下了决心不做科研了。回圣地亚哥之后我就离开实验室了。老板很不高兴，因为我们这个课题三个人，一个博士后已经三年多，另一个研究生已经五年多，都是快走的人。老板本来希望我可以把这个课题做下去，结果我们三人同时离开了。”(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url]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Net/afustc_interview.txt[/url])。

也就是说，就在“科学家方舟子”在美国的科学生涯走到穷途末路之际，他却从“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发现了一线生机，於是毅然决然地与科学研究挥手告别。当时的方舟子，肯定把巴顿对他的鼓励——“最聪明的学生，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工作”——忘得一干二净；而把巴顿先知般的预言——别当美国大学的教授，当中国科学的良心——写在了日记之中。

【注：方舟子在2000年就说他得到了专利的royalty，其实“他的”那两个专利申请在2001年夏天才获得批准。在那之前，这个申请最多可以得到一些licensing fees。按照惯例，licensing fees在最初大部分归发明所有人“索尔克”所有，主要用于继续研究开发；其余部分按专利申请中所申明的发明人所占比例进行分配。方舟子在专利中排名最后，他所占比例一般也最小。专利royalty (应为royalties) 一般是指该发明在变成商品之后专利使用人向发明所有人支付的利金。到目前为止，琼斯的这个发明尚未发展成上市药物，且其发展成药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方舟子当年告别科学实验室，可能与他对这个专利的期望过大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不会把这一点明说出来。】

续上

第十一篇

亦明声明

方舟子在他的那个“说明”中说：“在我开始识破他们的动机，分别拒绝刊登他们的一篇来稿后，这两人就未再给新语丝投过稿，而改在其他地方发表文章，还都曾经给报道我的报刊投过污蔑我的黑材料，号称要打我的假。”

很多网友据此猜测，亦明长篇累牍地写这篇“前前后后”，是因为当年方舟子“拒绝刊登”亦明的一篇稿子。

我与方舟子分手的契机——不是原因——确实是一篇稿子，但并不是因为方舟子“拒绝刊登”它，而是因为方舟子要在我的稿子中加“按语”，我没有同意，自己把稿子撤回。实际上，在我与新语丝的短暂交往过程中，方舟子确实曾经“拒绝刊登”过我的一篇稿子，这就是《中国的人民网和北大的三角地》。但我当时对这个“拒绝刊登”并没有在意——证据就是，在那之后，我继续在新语丝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包括著名的《无耻的嘴脸贪婪的心》系列。

方舟子之所以要造谣说我们分手是因为他“拒绝刊登”我的“一篇来稿”，无非是要网友们以为，我揭他的老底，打他的假，是为了报私仇。我可以在此正告方舟子：亦明的心胸远不是你方舟子所能够揣测得了的；在我的生活中，你方舟子永远也不会上升到与我有私仇的位置。我也敬告诸位网友：方舟子撒谎成性，不说谎话就无法生存，请大家不要轻信他所说的任何话——除非他能拿出事实来做佐证。

上面这些话本来是要在正文中做出交代的。但因为方舟子的假太多，本人一时半会儿打不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写到该做交代之处，所以先在这里作个声明，免得一些别有用心之徒继续造谣。

续上

第十二篇

4 “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考

方舟子在摆脱了科学研究之后，并没有脱离科学界——这句话虽然听上去有些别扭，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事实是，方舟子虽然放弃了在美国的科学研究，但他却转行到中国的科学界当上了“学术警察”。也就是说，他虽然前后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儿，但却都在“一个部门”工作。另外，方舟子虽然不搞科学研究了，但他的学术头衔却象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召之即来。在方舟子的所有“学术后”学术头衔中，最受人们注意的一个，就是“生物信息学家”。

（1）“生物信息学家方舟子”的来龙去脉

据我们所知，在1998年底告别科学实验室之前，方舟子从来就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是生物信息学家。那么，方舟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呼自己为生物信息学家的呢？

2000年2月21日，《科学时报》发表刘华杰对方舟子的采访，题为《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网上访科学/人文两栖学人方舟子》。这篇文章总共八千多字，方舟子在其中披露了自己的不少隐私，但他并没有提到自己是生物信息学家。

2000年6月14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洪波的《网络奇才方舟子崭露锋芒》一文。方舟子的那个基因专利的消息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最早透露的，但其中也没有提到方舟子是生物信息学家。

2001年7月18日，刘菊花在新语丝上发表《网络奇才方舟子》一文。全文八千余字，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方舟子的口述自传。但其中还是没有提到“生物信息学家”这个头衔。

但是，在2001年6月15日的《科学时报•读书周刊》上，有一篇署名“本报记者于彤”的文章，题目是：《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在溃疡处撒“盐”》。文章开头第一段话就是：“6月11日，在第一次握手之后，方舟子与江晓原又将各奔东西。方舟子，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新语丝’网站负责人，此次回国为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摄制。”这是大概是方舟子首次以“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身份在国人面前亮相。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据方舟子所言，他的文章都是经人检举，然后多方收集资料，才在网上发表的。尤其是在生物学领域，这是方舟子本人的专业，而且至今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细心的读者大概会注意到，于彤在文章中说的是“生物学信息”，并非“生物信息学”。这个细微的差异，我们暂且看作是于记者的笔误，因为他的这段文字本身就不大通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因此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这句话，到底是“据方舟子所言”，还是“据于记者自己所言”。无论如何，这篇文章被方舟子在这年6月20日全文转贴到新语丝网站。所以，这段话，包括“有口皆碑”这四个字，在当时是得到方舟子认可的。

2001年8月6日，《新民周刊》发表苏庆先的《方舟子访谈：活跃在网络上的啄木鸟》一文，其中方舟子自己说：“此外，我还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兼任咨询科学家。”这句话与《科学时报》两个月前的报道相比，有两个异点。第一，方舟子任职的公司，不再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而是“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也就是说，方舟子没有透露他任职公司的真实名称。第二，方舟子的身份从“咨询科学家”，改成了“兼职咨询科学家”。

有人曾为方舟子辩护说，他说自己在一家生物信息公司任职，但这并不一定是说自己作的是生物信息学家的工作。这个辩解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在学术界工作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在作学术工作。但是，如果藉此说方舟子在这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的工作与生物信息学无关，我们就会感到有些奇怪。按照常理，一个人向外界介绍自己的身份，或者明确自己工作的单位，如说“我在新语丝生物信息公司担任咨询科学家”，或者明确自己工作的性质，如说“我在美国一家生物信息公司负责保安咨询”，当然更可以两样都明确，如说“我是新语丝生物信息公司的保安咨询科学家”。而实际上，方舟子却把上述“正常答案”中最含混模糊、最不明确的内容重新组合在了一起，结果使人们既不知道他在哪家公司工作、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很显然，方舟子这么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因为这种既可显示自己的身份、又不泄露丝毫事实真相的做法，决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能够做出来的。无论如何，方舟子这么说，其主观意愿只能有一个、其客观效果也只能是一个，这就是：给人一个“方舟子是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的印象。

那么，为什么刘菊花的文章出现较《科学时报•读书周刊》的文章晚，却没有提到方舟子的这个新招牌呢？我的猜测是，或者刘菊花撰写此文时间较早，但发表较晚，在撰写时方舟子还没有开始“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兼任咨询科学家”（据网友透露，刘女士此文原为《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任务，但很可能因为刘菊花对方舟子阿谀太甚，该报后来没有发表此文。最后，这篇吹捧方舟子不遗余力的文章，被方舟子发表在新语丝网站上）；或者方舟子当时要在刘女士面前树立起自己“在中学立志献身科学”的高大形像，没有向她透露自己放弃科学研究之后又去商业公司打工这个经历。

总之，在2001年6月前后，方舟子主动向中国媒体透露，自己“在一家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兼任咨询科学家”。记住这个日期，记住这个事实，对我们的下一步分析，至关重要。

（2） 方舟子是“生物信息学家”吗？

方舟子这个“生物信息学家”的头衔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猜疑。这是因为，方舟子的履历整天在网上挂着，但任何人都无法从他的那个自我介绍中，找出能够把方舟子与“生物信息学家”联系到一起的信息。而方舟子呢，一面继续对外得意洋洋地显摆这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招牌，但另一方面，却把这家公司的名称、他在这家公司具体干什么工作等等信息遮掩得严严实实，至今也没敢让它们见到一丝阳光。

但是，方舟子的马脚最终还是露了出来。2005年，在那篇嘲笑方舟子“就他自己的本行生物学，他也是个二百五”的帖子里，网友直言了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海外业务里的人，曾问方舟子：您自称是‘有口皆碑的生物信息学科学家’【方舟子按：我从未如此自称过，也没有人如此称呼过我】，请问，HMM（隐马氏模型）怎么个用法？HMM是生物信息学里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之一，大学本科就学了。可那位‘有口皆碑的科学家’方某博士却答不上来。【方舟子按：我什么时候被这么问过？又有什么义务必须回答？你是我的老师吗？】”([url]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isc/tsunami70.txt[/url])。

从方舟子的这个矢口否认，以及拒绝回答人家的质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舟子心虚了。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自己到底是不是“生物信息学家”这个关键问题，而只是说“我从未如此自称过，也没有人如此称呼过我”。我们就算方舟子“从未如此自称过”，——且不管到底是谁向中国媒体透露的这个消息，——但《科学时报》却千真万确地“称呼过”你为“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而且说你“在这方面是有口皆碑的”，你总该知道吧？不是你把这篇文章列在2001年6月20日新语丝“新到资料”的第一条吗？你怎么能公然撒谎说“没有人如此称呼过我”呢？

从方舟子的公然撒谎，我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如此矢口否认？我们知道，方舟子好名之心极强，对於别人的恭维，他向来是来者不拒，坦然接受。对於粉丝们吹捧他的帖子，无论多么肉麻下作，方舟子都会让它们在新语丝上公开“发表”—— 刘菊花的《网络奇才方舟子》不过是小小的一例而已。这就是野鹤所说的“仿效古代贪官的‘万民伞’把戏”。（野鹤：《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尽管如此，方舟子还要不时地、情不自禁地干些“不得不吹牛一下”的勾当。那么，方舟子为什么对“有口皆碑的生物信息学科学家”这个金字招牌如此害怕，避之唯恐不及呢？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方舟子根本就不是什么“生物信息学科学家”。因此，假如他承认自己是“生物信息学科学家”，则不仅“HMM（隐马氏模型）怎么个用法”这个问题他必须回答，其他类似问题也必然会络绎不绝，纷至沓来，让他无法招架。但是，方舟子也不敢明确地说，自己不是“生物信息学科学家”，如果那样的话，他以前的谎言就完全露馅儿了。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他当时说“我从未如此自称过，也没有人如此称呼过我”，要否认的到底是“有口皆碑”四字，还是“生物信息学科学家”这个身份。至於方舟子用不记得“什么时候被这么问过”、(我)“有什么义务必须回答？你是我的老师吗”这样顽童般的借口来掩饰自己以前的“答不上来”，只能使他的心虚显得更加可笑。

续上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生物信息学利用应用数学、信息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方法研究生物学的问题。”这个定义与英文维基百科该词条的定义大致一致。([url]http://en.wikipedia.org/wiki/Bioinformatics[/url])。作为一门学科，尽管生物信息学的起源可以上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甚至更早，但实际上，目前的生物信息学是伴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才成长壮大起来的。“生物信息学”这个词，bioinformatics，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叫得震天价响。1988年，美国建立了一个生物信息学机构，其名称是“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当时它并没有采用“生物信息学”这个称呼。直到1994年，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 建立“欧洲生物信息学研究所”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EBI)， Bioinformatics这个词汇才开始逐渐流行。1996年，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即方舟子后来在加州的“定居地”，建立了Structural Bioinformatics, Inc.，据信是美国最早的“生物信息公司”之一。200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基本”完成，生物信息学成了它的最大受益学科，以致有人说：“这个被称为生物信息学的新领域已经激起了学术界和投资者的兴趣。”(Christos Ouzounis. 2000. Two or three myths about bioinformatics.
Bioinformatics 16, 187-189)。确实，在世纪之交，生物信息学是中国大陆最热门的学科之一，不论是搞生物的还是搞计算机的，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投资界，生物信息学和基因芯片简直就成了生物技术的主要内容，它们和纳米技术成了继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后最能够吸引投资人热情的名词术语。（生物信息学和基因芯片本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把二者连在一起。）

了解了生物信息学的上述背景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方舟子对生物信息学有什么造诣。从他的那篇博士论文中，我们可以知道，方舟子曾作过蛋白质的序列分析。（“Applying a 2-
dimensional sequence analysis method called Hydrophobic Cluster Analysis, we
have aligned RAP30 to bacterial sigma factors.”）而Wang Bo Qing也曾在自己的论文中感谢方舟子帮助他们作序列分析。除此之外，笔者没有发现方舟子对生物信息学领域有任何涉足。

又据方舟子自己说：“我计划做博士后时还差一点去做分子进化论，后来是我博士的导师告诉我那个方向太枯燥，天天在计算机前面做数据分析，才没有去。”(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方舟子在MSU毕业前夕，仍旧对生物信息学一无所知——他连分子进化论是“天天在计算机前面做数据分析”这么简单的事实都需要巴顿来告诉他。

应该承认，蛋白质的序列分析确实是生物信息学的内容之一。但是，这些东西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就象数学知识对於物理学研究一样。并且，这些生物信息学的知识、方法、手段大都可以无师自通，就象你不需要交钱请人指导你如何使用电脑视窗系统一样。所以，Christos Ouzounis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的几个关于生物信息学的“迷思”，第一个就是：“生物信息学人人可做”。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序列分析的简单容易。（方舟子所用
“Hydrophobic Cluster Analysis”，属於最简单的蛋白质序列分析方法，在进入21世纪之后，已经很少有人使用。）

实际上，生物信息学包括的内容很深很广，维基百科罗列了十三个研究领域，“分子进化论”
（Computational evolutionary biology) 就是其中之一。连一门学科所包含的内容都不知道，仅仅因为自己掌握了那么一丁点儿知识，仅仅使用了那么几下操作工具，就宣称自己是“生物信息学科学家”，那岂不是人人都可以说自己是电脑程序师、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数学家了吗？——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使用电脑视窗系统、都经常使用加减乘除这些数学知识。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方舟子所具备的生物信息学知识，绝对不足以给他戴上“生物信息学家”的桂冠，他也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有口皆碑的生物信息学家”。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家“生物信息公司”会向他咨询生物信息学的问题——除非是一个骗子公司，或者是方舟子自己编造的公司。

问题是，方舟子当时已经有了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两顶桂冠，他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挂上一个“美国生物信息学科学家”的牌子呢？或者说，生物学的分支那么多，他为什么偏偏看上生物信息学呢？现在看来，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方舟子在当时并不了解生物信息学的具体内容，但却对“生物信息学”的名气有所耳闻——就象他曾经听说过“中心粒”一样。而那家雇佣他的公司确实是要他干一些关于“生物学信息”的工作，所以他就以为自己是“生物信息学家”了。支持这个假设的证据，除了于彤记者在首次披露方舟子的这个身份时所说的“至今他在美国从事的也是生物学信息咨询工作”之外，还有一例。

2004年底，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与人辩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问题。为了显示自己的资格，方舟子说：“我虽然不从事转基因技术的开发，但是我受过分子遗传学的专业训练，曾经做过多年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转基因技术不过是分子遗传学的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