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篇  系统医学的内容及与中医学的关系



作者：杨鸿智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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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留行》在《系统医学和系统生物学》一节中对于《系统医学》作了比较深入的说明。下面是《王不留行》论述的内容：



系统医学强调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系统的整体水平，以“人的健康和疾病”作为全部思考的立足点和观察的着眼点，注意研究系统存在于整体水平而不是组成这个系统的诸要素水平的属性、功能、行为及其变化规律，从“系统”这个层次出发，向下考察整体变化时部分是如何变化的，分析要素（器官、细胞、分子等）是否正常，要素之间、要素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否正常，向上考察系统和环境的关系是否正常，全面衡量和评价这些因素在影响系统整体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从中找出系统整体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并判断这些原因和影响因素哪些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或者难以改变的，哪些是主要的，根本性的，哪些是次要的，辅助性的，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从系统和要素的关系上来说，系统医学是走的从上向下，从整体来认识部分的研究道路。（注：所谓的系统整体依所研究的系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并不都是指的人的整体水平上，但从大多数意义上说，还是指的“人”这个系统的整体）。

系统医学直接研究系统的整体层次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从整体出发去探讨各个部分的变化，这并不要求研究者对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掌握，只需要注意把握对整体变化最有意义的那一部分，事实上大部分相互作用反而是可以忽略的，系统医学明智的把相互作用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系统的整体变化及其调控上，省略了相互作用的细节，这就大大简化了研究过程和降低了研究难度。

系统医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系统辨识，实践验证，讲究动态分析，稳态调节，整体最佳。所谓系统辨识，就是对所研究的系统进行全面和动态的观察和分析，并根据已有的医学知识进行推理，从而对系统的状态和发展形成假设和判断的过程，这些判断如果经得起反复实践（其中包括实验）的验证，就上升为理论，理论再进一步指导实践，系统医学的知识就这样滚雪球似的逐步积累起来，所以说系统医学是和临床实践紧密联系的一门学科，相对系统生物学和还原医学对研究条件的高要求而言，它对研究基本条件的要求很低，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条件来确定研究的内容，没有太多条件的可以研究人系统的整体层次变化的规律，有很好设备的可以研究细胞或者分子层次系统变化的规律，但研究要具有系统论的头脑，研究所揭示的应该是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切实存在的联系，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系统医学强调仔细而缜密的临床观察，全面而认真的资料收集，系统论指导下的合理推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然并不是说这种观察就只局限于整体水平上，而是包括可能与系统变化有关的各个层次的有价值的东西，例如血常规的变化也应该是观察的一部分，只是它所反映的是血中细胞的变化而已。

系统医学虽然更重视系统观察，但也注意实验研究方法的合理应用，强调在系统论指导下进行实验设计，因为符合事实的好的实验设计能使我们少走不少弯路，但反对过分的和不切实际的实验研究，尤其是对现在还原医学的动物实验抱一种谨慎的态度。从系统论的原理上讲，人和动物有本质的差别，动物实验的结果不能等同于人本身这个系统的情形，系统医学认为：系统辨识远比动物实验要重要的多，动物实验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益的，并且对动物实验的结果也应该审慎地对待并进行更进一步的鉴别、评价，以判断是否和人这个系统的真正情形相符。

系统医学直接研究人的整体层次的变化，研究人整体层次和其他诸层次变化的关系，同时由于是以医学为目的，系统医学又着重探讨人疾病和健康的变化规律，研究祛除疾病和维护健康的方法，更侧重于医学这一方面的内容，这和系统生物学也不大相同。在系统整体层次系统辨识具有更高的价值，但在微观领域，在系统辨识受到很大限制的地方，系统生物学的方法可能更加可行。

系统医学虽然也注意吸收现代西医的一些合理的营养，但它更多的是接受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哺育，它是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适当的扬弃后取得的，它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等将更多的打上中国传统医学的烙印！

有专家断言：未来的21世纪，将是“系统”的世纪！同样，21世纪的生命科学也将迎来系统的春天，系统生物学作为西医的一枝后起之秀，虽然它的问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发了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相对来说系统医学更是新的，它只是一颗刚刚栽上的种子，它的许多理念对于现在的医学是非常陌生的，但同时它又是最古老的，几千年传统医学的积淀为它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它的传播和接受会有一个过程，这中间会有曲折和争鸣，甚至会有倒退，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她前进的突破力量是任谁也无法阻止的，它终将会成为医学未来的主流，它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医凤凰涅磐的过程，中医将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生，并最终迎来瑰丽的中西医学统一的明天！



杨鸿智：



《王不留行》的这些论述表明，在作者的心中，系统医学就是我们的中医学。正如作者自己的话所说的：

“系统医学虽然也注意吸收现代西医的一些合理的营养，但它更多的是接受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哺育，它是对中国传统医学进行适当的扬弃后取得的，它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等等将更多的打上中国传统医学的烙印！”

“有专家断言：未来的21世纪，将是“系统”的世纪！同样，21世纪的生命科学也将迎来系统的春天，系统生物学作为西医的一枝后起之秀，虽然它的问世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但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发了芽，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相对来说系统医学更是新的，它只是一颗刚刚栽上的种子，它的许多理念对于现在的医学是非常陌生的，但同时它又是最古老的，几千年传统医学的积淀为它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它的传播和接受会有一个过程，这中间会有曲折和争鸣，甚至会有倒退，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她前进的突破力量是任谁也无法阻止的，它终将会成为医学未来的主流，它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医凤凰涅磐的过程，中医将在此过程中获得新生，并最终迎来瑰丽的中西医学统一的明天！”

这些论述，存在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整体论”看作“系统论”，把“朴素辩证法”看作“辩证法”。

一  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二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三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
（一）生命系统的确认--细胞医学向系统医学的转变。
（二）调节机制--从负反馈调节向正反馈调节转变
（三）时间箭头
（四）慢变量--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五）机体慢变量的确定--干细胞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六）器官重构
（七）自休、原位、干细胞再生
（八）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四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内容
（一）《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总体介绍
（二）什么是《理论医学》
（三）什么是《正反馈医学》
（四）什么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五）《结论》

一  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系统论科学已经产生半个世纪了。并且已经得到最新、最先进、最正确的科学的美名。不论是否真的掌握了系统论的知识，人们都要说自己已经是系统论者了。现在我们许多人不能区别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整体论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能力认识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而系统论是人类在已经了解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这是完全不同的。整体论对事物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不了解细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带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这些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对事物的处理没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好的结果，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这些不足对事物的处理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不好的结果。在整体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这表现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就是，宏观上说，中医治疗肯定有效果。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一个疾病上说，就不一定有效果。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有神奇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治疗效果就很小，或者很慢。而系统论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的基础上，经过还原论的分析研究，已经掌握了事物内部的细节，已经知道了决定事物整体功能状态的子系统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针对这个子系统进行处理，并且最终达到改变大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目的。整体论就整体论整体，行动是粗糙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系统论从微观入手，改变整体，四两拨千斤，办法简单，行动准确，目的性强，达到结果有保证。

在这样的系统论中有什么成分是整体论的？当然，是没有的。整体论只不过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当我们在成年以后真正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最后所达到的程度，都是与那个理想无关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系统论的时代，还高举整体论的旗帜，宣传整体论的先进性，甚至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或者认为在未来的系统论科学中有整体论这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是不对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只是表现了我们队伍内部对新的科学知识缺乏了解。

二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来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系统医学》，是系统论思想引进医学的产物。我是这个事情的倡导者。但是，我的理论却没有用《系统医学》这个名称，而是用了《后现代理论医学》这样的名称。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现在“系统”这个名词已经被滥用，“系统”这个名词，更多地是表达多次重复的机械论。所以，我不能用这个名称。我的《后现代理论医学》中的《后现代》三个字，无论是从时间方面，还是从内容方面，都不会与机械论混淆。

我曾经对系统医学的病理思想和临床内容都做过说明，当然是以《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名称进行的。在这里再发一次，给大家增加印象：

三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


（一）生命系统的确认--细胞医学向系统医学的转变。

现代医学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疾病发生的部位就在于细胞，这样，就是把机体整体只看作是众多单个细胞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如果有病，只发生在个别细胞，与其他细胞无关，治好这几个细胞，机体整体也即康复，而后现代理论医学认为多细胞有机体是一个别复杂系统，是由众多层次和子系统有机组合而成的，这其中包括各功能系统，各器官、组织及细胞，这些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不同组织，每种组织中的不同细胞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任何外界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这个网络系统后，都会经由直接受损细胞发出信息通过立体网络引发多种组织、器官、系统的反应，所谓疾病，就是这些反应的综合表现，所以，在系统论角度看来，疾病都是机体这个系统复杂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而其中虽然也包含细胞层次，但它只不过是这个立体网络的一个层次而已，这个层次的病变肯定会影响到其他层次和机体整体，但影响有多大，完全要看立体网络反应的结果，并不由患病细胞所能决定，这样细胞的作用就下降到很次要的地位，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系统的立体网络式的内部相互作用，因此，系统论指导的后现代医学应称为系统医学，因为在系统论看来，生命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单一的物质。一个细胞也可以作为一个生命系统，如单细胞生物，但在多细胞生物中，每一个细胞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系统，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独立系统的地位和作用，在多细胞系统中，每个细胞只能按系统整体功能的要求完成自己分担的使命，这个系统已经无法替代多细胞整体生命所具有的功能。

（二）调节机制--从负反馈调节向正反馈调节转变

系统论指出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的，这个思想落实到医学上，可以看到，外界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某一子系统后，不会短时间立即在机体整体造成某种伤害，而是首先引发了机体内众多相关子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基本上均属正反馈性质，如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这些不断增长扩大的正反馈，最终对机体整体内环境平衡造成破坏。当机体内发生这种子系统的正反馈过程时，机体负责稳定平衡工作的神经、体液中枢调节系统便会立即采取相应的负反馈压制措施。如果正反馈的进展时间短，进展的强度还不够大，中枢负反馈控制尚能起到压制作用，那么这个正反馈就被压制了，机体总体平衡得以保证。这时机体也就不会表现出疾病状态。如果相反，由于正反馈已经强度过大，中枢负反馈已无法将其压制，那么，这些正反馈所造成的机体平衡破坏的结果，就在机体总体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称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面对这种局面，现代医学的理论是，既然是因为中枢负反馈措施强度不够，那么当然是要“加强负反馈”治病措施，但是结果往往失败。后现代医学发现，这里而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逻辑问题。负反馈的作用是保持平衡，那么在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负反馈作用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系统平衡已经表明出被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此时负反馈机制已经失效。所以，负反馈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即：“调定点”。这种机制只能在调定点之内起作用，一旦超过调定点，它就不起作用了。说个通俗语的语言，负反馈的作用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它就起作用，反之，则不起作用。现代医学的困境，就在于企图在负反馈机制已经表现出失效的现象时，仍坚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结果当然是不能发挥作用。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现代机械论科学已经宣告没有办法，必须有新的思路，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需要面前，产生了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

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一原理落实到医学中就是在进行负反馈治病维持生命现状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促进细胞正反馈的治病措放，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后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是在正反馈方面，这是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有本质不同的。

（三）时间箭头

在牛顿力学中，在现代机械论科学范畴内，时间是绝对的概念。时间是永恒的、无尽的，而且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机械论的科学定律一个特点就是与时间无关。不论在何时何地，运动都以同样的规律进行。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可以重复的，因为它的上一次运动与下一次运动不会因为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特别是这一点竞成为现代自然科学评价一个研究成果是否科学的硬指标。即“可重复性”。如果你的实施能在别人的实验中得出相同的结果，那么，这就证明你的实验是正确的，相反，如果你的实验不能被别人重复，那么就证明你的实验是错误的。然而后现代科学在对复杂物质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与上述现象根本不同的现象。因为复杂物质内部呈现出多层次多子系统立体交叉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限的和随机的。这样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所受到的作用在不同的时间是绝对不同的，所有这些不同，最终反映在系统总的结构和功能上。即任何一个复杂系统，它的结构和功能，在不同的时间里是不相同的，（一个运动员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功能状态）。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复杂系统随着时间的改变，结构和功能也呈现出一幅不断变化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有开始，有高潮，也有结束。针对这个现象，后现代科学给起了一个概念，叫“时间箭头”。即，时间是有箭头的，是有方向的，这就是由复杂物质诞生的那一时间，指向它死亡的那一刻。把系统理论落实到人体，就是说，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时间箭头的，从诞生指向死亡。在人体中，现在时刻的结构和功能，与上一时刻的不同，也与下一时刻的不同。时间箭头的存在，使我们认识到，忽略时间因素，企图将机体的构造和功能完全拉回到发病前的平衡状态的负反馈调节治病方法，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生命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生命只能向前走，即使前面是死亡。我们所说的生命的不断更新，子系统会在新的条件下达成系统的新的平衡，正是指这种在生命前进过程中不停交替的出现的生命形态。随着每一时刻的逝去，他早已不是原来的自己。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得出后现代医学新的病理思想。疾病发生本身已证明负反馈失效，按生命时间箭头的特性也不可能用负反馈恢复已逝的生命。治疗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支持子系统的正反馈，使机体尽快完成新旧结构的交替，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

（四）慢变量--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工程中的“慢变量。”

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

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

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

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

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五）机体慢变量的确定--干细胞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复杂高级有机体是由多种生命形式的细胞、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细胞、组织有“原始”与“现代”之分，功能有“低级”与“高级”之分。现代医学认为“新”的组织，有特殊专业功能的高级组织是生命的重点。在治疗过程中，以保护这些组织，细胞的生存与功能的发挥为重点。

系统科学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多层次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最终决定系统状态的是系统中最基层、最落后、最原始的子系统。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医学中，我们就发现，决定生命能否存在的，不是具有特殊专业机能的高级组织，如大脑皮层细胞，而是那些原始未分化的组织细胞，如干细胞。

比如在疾病的危重时期，机体常常放弃消化道而保护大脑、心肺等器官。我们的临床治疗也是加强这一措施。但是，时间稍长，由于消化道粘膜受损，机体发生内毒素血症，往往迅速致死。如果在治病中注意保护消化道粘膜这些落后组织，很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使生命得以保存。后现代医学就是在维持高级组织结构功能的同时，更加注意原始低级组织的维持。由此，从战略上使治疗有更多成功的保证。

在人体所有细胞中，最原始的细胞就是干细胞。因此，干细胞就成为后现代理论医学所确定的决定机体整体功能状态的慢变量。所谓支持子系统正反馈，最终落实为促进干细胞的再生。

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的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目前，通过干细胞的研究，人们已经公认，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有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增殖的细胞。 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

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将维持、恢复功能细胞的机能作为治疗的重点。按照后现代科学时间箭头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治疗大部分不会有好的效果。从功能细胞的有限寿命来讲，这些细胞治疗与否，肯定是要走向死亡的。从战略上讲，现代医学的治疗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维持组织细胞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目的。后现代医学的治疗思想，以干细胞机制为基础，将治疗重点放在如何支持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时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这样就从战略上维持了生命得以存活。

（六）器官重构

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的改变使干细胞再生受阻。这个“受阻”的意思并非绝对的不生长而使功能细胞的数量形成空缺。事实上受阻的结果除了绝对不再生外（如再生障碍性贫血），还包括数量和质量不正常的生长，（如各脏器的肥大、纤维化）甚至包括再生趋势失去控制（如癌症）。这样，受阻的意思实际是指干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的正常“程序”受阻，即不能执行，而不是绝对的不再生。

干细胞再生受阻的结果，表现为组织器官结构的改变，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改变相对应），而我们所说的支持干细胞再生，实际上是恢复干细胞再生的正常程序，这包括增殖、分化和凋亡全过程。凋亡过程的启动，可使已生长的不正常的组织细胞死亡，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又可重新补充到位，这样的一死一生，就使组织器官发生重构，即病变后不正常的组织结构经凋亡而消失，同时新生的干细胞又按正常程序再建了新的正常的组织器官。

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单是功能细胞受至病因子作用而加速死亡。只要干细胞能及时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死亡，疾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干细胞在增殖分化过程中受阻，不能及时正确补充，功能细胞形成的。

机体器官的结构是由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组成的。功能细胞主要完成生理功能，间质细胞则造成器官的形态，给功能细胞的正常活动制造合适的空间环境。同时，间质细胞还有重要的生化作用影响功能细胞，向功能细胞传递重要的物质信息，指导、维持功能细胞的活动。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主要分化成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类。干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就表现为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种细胞的生成受阻，表现为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各有不同，到底表现哪一种，由疾病特殊过程和组织具体环境决定。

后现代医学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形成了疾病中组织器官的不同形态和功能的改变。这也正是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复杂的临床表现，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干细胞再生受阻，而治疗方法也只有一个，恢复干细胞的正常再生程序。正是按照这个思想，后现代医学对现代医学所分类的数量众多的疾病种类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找到了它们形成的共同原因。这样，不但将疾病形成的原因简单化，统一化，同时也将疾病的治疗简单化，统一化了。在机体内部器官重构的实验将使现代医学引为骄傲的最高成就--“器官移植”技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七）自休、原位、干细胞再生

干细胞机制发现之后，现代医学立即将干细胞作为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主要方法有：骨髓移植，脐血干细胞移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值，自体干细胞移植。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收集的干细胞是异体还是自体，都必须经过体外环节后运输给患者，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复杂、危险、高投入的环节呢？就因为现代医学尚不了解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发生抑制的原因，也没有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疗措施。后现代理论医学利用系统理论认识了干细胞抑制的原因，找到了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病措施。这是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在干细胞治病方面根本的不同，而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在技术层面上，最终结果也就是“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

（八）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系统理论研究指出，系统稳定的破坏是由于子系统正反馈增强的结果，此时负反馈已经失效，不宜再用。而要采取支持促进子系统正反馈的措施加速子系统相互作用，使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平衡。正是这种重建使生命在时间箭头的方向上不断前进。

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枢负反馈机制除了“失效”之外，还起什么作用？

研究发现，在系统处于质变，飞跃的过程中原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不仅是个简单失效的问题。所谓失效是指它不能达到它原来控制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停止了作用，它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它仍象原来一样在继续工作。这些工作此时已不表现为平衡的维持，却表现为对新平衡出现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负反馈机制的本来目的就是限制子系统自发正反馈运动的。

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子系统，使它们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新平衡的工作中去，就必须采取措施，彻底终止原中枢负反馈的控制活动。

目前，这套理论在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中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名称。而在我国则是相反，虽无理论研究，却早已付诸具体行动。在中国叫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承包责任”。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作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

将以上这些系统理论应用于医学，就得出一个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准，但这个平衡不是表面的机械的平衡，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运动的方向符合生命的时间箭头的指向，我们不可能使这个时间箭头逆转。

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外环境作用下机体某些子系统的正反馈运动突破了机体整体负反馈控制的平衡点，造成机体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丧失。此时采取解除环境致病因素和加强系统中枢负反馈控制都是无效的。应尽快使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在新的时间，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系统平衡。最后，为了更有利于子系统的正反馈增长，应采取措施，减少神经体液调节中枢对子系统的负反馈干扰。

四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内容


（一）《后现代理论医学》内容的总体介绍

该理论以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调节体内环境和为干细胞提供物质和能量，使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原位再生，以修复病变器官，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因此，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可称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或“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

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的终末分化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细胞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分裂、增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

致病因素之所以造成人体疾病，是因为致病因素，使功能细胞提前死亡或加速死亡，并且，致病因素，抑制了干细胞的再生过程，使受损致死的功能细胞不能得到及时的补充，因此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破坏和功能丧失。只要能恢复干细胞正常的再生过程，使组织器官结构及时得到修补，该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就能得到恢复，疾病也就得到治疗。通俗地讲，只要能维持干细胞的正常再生机制，人体就不会得病，得病后，也能得到治疗。干细胞机制可以治疗一切疾病。

近年来现代医学广泛应用干细胞技术治病多种疾病，取得良好效果这证明了干细胞机制确实是正确有效的。现代医学应用的干细胞技术，主要形式有：1、骨髓移植；2、脐血干细胞移植；3、异体外周干细胞移植；4、自体外周干细胞移植。现代医学的干细胞技术存在的问题是：移植技术是在不了解体内干细胞为什么不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将外源性干细胞输入患者体内的机械论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输入患者体内的干细胞不是患者机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作为“药物”在发挥作用，这种方法客观上在存在风险大，费用高，效果无法保证，排异问题没有解决等。

后现代理论医学是系统理论引进医学后出现的新一代医学理论，应用系统理论这个工具，发现体内干细胞不能正常再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细胞核DNA复制所需的原料供应不足，另一个是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紊乱，限制了干细胞的再生。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了DNA复制所需要的原料及恢复体内环境激活干细胞的方法这些综合起来，就形成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特有的干细胞技术。

这个干细胞技术与现代医学干细胞技术的根本不同点就是要在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这不同于体外移植技术。达个技术的手段是激活干细胞，而最终目的，是在体内原位，实现病损器官的“重构”。所以除了称为“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外，还可称为“自体、原位、器官重构技术”。这样，就在不进行体外干细胞移植，不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只通过内科治疗手段，就能达到病损器官的重构和再造。

后现代理论医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系统理论的内容，另一部分是用系统理论指导的医学知识的新的论述。

（二）什么是《理论医学》

系统理论是20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20世纪的整个一百年里，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宏观宇宙中不适用。几乎与此同时，量子论宣布机械论科学在微观高速运动中也不适用。这两种科学的理论意义主要是说机械论科学不是绝对真理，还有不正确的地方。什么地方不正确，这两种科学没有说。直到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才使问题得到突破性进展。

原来,世界上的物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简单物质,另一类是复杂物质.机械论只研究了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不适用于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必须用系统论来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系统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最早的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现在被称为“一般系统论”了，在这个“一般系统论”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信息论（申农）、控制论（维纳）、混沌论（洛伦兹）、协同学（哈肯）、耗散结构理论（普里高津）、复杂理论（圣达菲研究所）等。

以上这些理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界已经研究成熟并继续深入研究的理论。其中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已经获得诺贝尔奖。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后现代理论医学不是对这些理论的研究。我所做的工作是学习这些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引进到医学中来，指导医学的临床工作。这样，所谓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如何用成熟的系统论来指导医学实践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方式与原来医学的实验方式不同。这种方式可以称为“理论医学”。我们的这个新的医学全称是“后现代理论医学”，其中“理论”二字就是要表现出“理论医学”的意思。

后现代医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它不仅象现代医学一样，继续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更增加了将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向医学领域引进的工作。因此，后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理论的整理工作和用理论指导临床医疗的形式。因此，可以将这种形态的医学称“理论医学”。

“理论医学”不仅说明了这个医学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强调了这个医学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这个“指导意义”是现代医学所缺乏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第一次真正揭示了生命运动的本质，也终于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从这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医学也有理由称为“理论医学”。很多自然科学都有理论研究部分，如：理论数学、理论物理学、理论化学等等。这些自然科学有理论研究部分，说明这些自然科学的成熟，医学研究一直没有理论部分，说明医学研究的不成熟。我们每一个医学研究人员都希望医学研究能够早日从经验积累的感性认识阶段进入理论研究的理性认识阶段。我们把这个医学称为“理论医学”，是希望我们的这次努力能够成功。

（三）什么是《正反馈医学》

系统论指出系统整体功能状态是由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的，这个思想落实到医学上，可以看到，外界致病因子作用到机体某一子系统后，不会短时间立即在机体整体造成某种伤害，而是首先引发了机体内众多相关子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基本上均属正反馈性质，如炎症介质的混沌运动，这些不断增长扩大的正反馈，最终对机体整体内环境平衡造成破坏。

当机体内发生这种子系统的正反馈过程时，机体负责稳定平衡工作的神经、体液中枢调节系统便会立即采取相应的负反馈压制措施。如果正反馈的进展时间短，进展的强度还不够大，中枢负反馈控制尚能起到压制作用，那么这个正反馈就被压制了，机体总体平衡得以保证。这时机体也就不会表现出疾病状态。

如果相反，由于正反馈已经强度过大，中枢负反馈已无法将其压制，那么，这些正反馈所造成的机体平衡破坏的结果，就在机体总体功能层面上表现出来。这时我们就称机体已经进入疾病状态。

面对这种局面，现代医学的理论是，既然是因为中枢负反馈措施强度不够，那么当然是要“加强负反馈”治病措施，但是结果往往失败。

后现代医学发现，这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思维逻辑问题。负反馈的作用是保持平衡，那么在平衡得以保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负反馈作用是有效的。相反，如果系统平衡已经表明出被破坏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此时负反馈机制已经失效。所以，负反馈有这样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数值，即：“调定点”。这种机制只能在调定点之内起作用，一旦超过调定点，它就不起作用了。说个通俗语的语言，负反馈的作用有一个范围，不能无限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它能起作用的范围内它就起作用，反之，则不起作用。现代医学的困境，就在于企图在负反馈机制已经表现出失效的现象时，仍坚持继续让它发挥作用。结果当然是不能发挥作用。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现代机械论科学已经宣告没有办法，必须有新的思路，必须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需要面前，产生了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中的混沌论指出，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由子系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经过量变的积累之后而形成的。表面上看，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总是在威胁和破坏系统的稳定，但从根本上，战略上来讲，没有子系统的横向相互作用中所表现的生机活力，系统根本就不能生存。因此，在系统平衡与子系统相互作用两上方面中，子系统是根本性的存在。系统总体平衡实际上是为子系统服务的，是子系统的表象，（内环境平衡是细胞生存的条件，平衡为细胞服务）。所以在解决系统稳定与子系统矛盾时，应支持、维持子系统，并放弃对原平衡的维持。并相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会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系统的平衡。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发生激烈矛盾混乱而影响工作的时候，上级领导采取的最终措施是换领导班子，而从来不会听说将职工群众都开除解散的。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系统论所揭示的复杂物质结构特点。一个复杂物质，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也不是哪个人可凭主观计划造出来的。任何复杂物质都是许多简单物质自己相互作用，自己组织起来的。即在复杂物质中有一个特殊的“自组织”特性。所谓“生命力”正是这种自组织特性给人的主观感觉。子系统的自组织特性，正是复杂系统的运动本质。所以在处理系统问题时，单纯地以加强负反馈压制子系统生命力，结果一旦子系统真的没有生命力系统整体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

根据以上分析，系统理论得出结论，在系统出现子系统正反馈突破系统平衡控制，使系统发生存在危机时，应采取措施促进子系统正反馈，使系统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一原理落实到医学中就是在进行负反馈治病维持生命现状的基础上，适时采取促进细胞正反馈的治病措施，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这样，后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是在正反馈方面，这是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有本质不同的。

《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理论内容是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医学，通俗地讲可以称为“系统医学”。但是，为了与现代医学的负反馈平衡指导思想相对立、相区别，并显示出后现代医学的特点，我们又把它称为“正反馈医学”。

正反馈和负反馈是系统调节的两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种调节之间不存在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的区别。这两种调节是系统调节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负反馈调节更容易被机械论的平衡观所接受。现在，许多自认为是系统论者的人实际是机械论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因为是负反馈调节成为机械论和系统论之间互相转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反馈调节是系统论区别于机械论的特点，因此，我们这里突出正反馈的概念，称系统医学为“正反馈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