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董仲舒异解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所想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思想伟人梁启超说：“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得一个人？人人相互有什么关系？”（《儒家哲学是什么》）；当代儒之圣者梁漱溟（《中国历代大儒》称他为——现代圣人：梁漱溟）精辟的说孔孟之道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然而，这“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的孔孟之道（儒学）到了董仲舒手里，却被变成了基于维护皇权的“儒术”。

1.董仲舒阉割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大树皇权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最重要，土神、谷神次要，君主不重要”《孟子•尽心》）对于世界上没有充分克服争王争霸、奴役同类的兽性的各级统治者来说，是反感的。于是，“民为贵”从古到今都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异解，孔孟之道得不到真正的传承。其实，中国古代的确有以民为贵的君王。从《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回答藤文公问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为了彻底解除狄人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放弃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这，岂不是“民为贵”的做法吗？如果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有周太王那样的圣人胸怀——以“民为贵”、“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从小到大灌输在全世界人的脑子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了普天下人的德性习惯，“万世太平”就真正有着落了；当一再遭人轻蔑的“教育救国”理念变为“教育救世界”的共视、当人们从小到大离不开的教师成为各国神圣而幸福的职业时，我们的国际社会就真正和谐了。

   “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们在巴黎的例行聚会中，谈到21世纪人类需要什么思想时，几经斟酌之后的答案不是别的，正是孔子的思想。”为了传播真正的孔子思想，应该先从破坏孔子思想的史上大学者董仲舒说起：
    董仲舒首先把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抛在一边，异解孔子对礼仪而言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孟子对和谐社会关系而言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把它们变成了“王道三纲”——“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这种做法，显然是法家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董仲舒将政治法则与人伦关系构建于自然（天道），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根据“天人感应”学说，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中万事万物以阴阳五行归类来演绎事物的方法，说什么“王者配天”，将皇帝归类为“天”——是理所当然的“天子”。因此，“一国之君……至贵无敌”。
    董仲舒又说：“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此，皇帝如果是暴君，就只能屈让，只能“天夺之”，人民是不可以“夺”的。他还特意把“忠”放在他制定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外，将“忠”作为只有皇帝才可以享受的特权，说“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 意思是只能一心一意忠于“上”（皇上），否则为“患”（害）。

   儒学经典《中庸•第三十七章》说“唯天下至圣……配天”，董仲舒却说“王者配天”，君王是当然的“天子”。从古书上见到孔子、孟子虽然也称君王为“天子”，那只不过是礼貌的从俗称呼而已，而董仲舒却把这种名不符实的称呼变成了像父母、子女、夫妇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伦称谓，并在他著的《春秋繁露》里创立整套的理论体系来支撑其说。他的书仅为我所用地引用《论语》，基本不用《孟子》，还反对孟子“人性本善”的理论，说什么“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民性能当之，过矣！”“真天……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意思是：孟子认为人民本性善良的说法错了！是上帝特意法定君王来管教不善的万民。

    董仲舒再为皇帝抬高身价说：“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此孝道也。”如此，只要当了皇帝，人君就已经不是人了，只是对天尽孝道。其实，老百姓也是天子，只不过董仲舒将其变为了皇帝的专利——古代史册、“五经”里的《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给他们立了君主，立了老师，只是叫他们协助上帝宠爱老百姓。”（《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尚书•泰哲》又说：天所看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耳朵里听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也确是宠爱老百姓。然而，他们以后的君王大都把“民为贵”变成了“为民作主”——“宠之”变成“作主”后，老百姓经常受到政治蒙蔽，失去了种种利益。

    自古以来，很多官吏施政的理念是“民主”——“为民作主”。老百姓一直认为“为民作主”的官就是好官。“为民作主”替代了“助上帝宠之”——“为民作主”办的事，都是利在百姓吗？全世界的公仆如果都“助上帝宠之”，地球村的村民们的日子就太幸福了。难怪至圣孔子、亚圣孟子要矢志不移地传播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圣贤“公天下”的爱民政治。

    可以说，“为民作主”与“助上帝宠之”是全心全意爱民与否的分水岭。“一国之君……至贵无敌”根本不是孔孟之道的儒学！

    孔子说：“君主使用大臣应当以礼相待，大臣事奉君主应该以忠诚相待”（“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谓做大臣干的事，是用正道来事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就不干！”（“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儒学经典《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以上这些，表明了孔孟之道提倡爱民如宠子、施政相互尊重、人格关系对等、行政以道义为重的原则；孔孟之道与后世儒学的最大区别是“民为贵”，而不是“君为贵”。因为“君为贵”，因为小集团的利益，中国——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以生命为代价的非正义战争。

   生命，是人生最根本的东西。然而在自己及亲友的生命没有丧失之时，人们似乎不十分珍惜它。古今中外，抱着弱肉强食理念来对待弱者的人不少——只有动物才弱肉强食！这是人与动物一个很大的区别。一个大写的人，更应反对变相、间接地人吃人。古今中外，抱着“各为其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不思考战争的性质，被别人利用而战的人多如雨点——不是“牛毛”，是“雨点”，只有雨点才多得难以计数。现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中还存在从原始时代开始追逐猎物，争夺食物、配偶，霸占地盘时就有的杀戮意识和崇尚武力的爱好。（关于“集体潜意识”，请见拙文《提高一切学科质量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概念及一些相关问题》）人类科技头脑越发达，杀人武器越精良，毁灭人类的能力也就越强大。人类社会想得多的是政治、经济，而对于人类生命的认识却没那么深刻……

[ 本帖最后由 周诗淳zhou 于 2008-8-29 00:31 编辑 ]

□孔孟之道的“民为贵”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
  《论语•颜渊》子贡向孔子问政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如“迫不得已要放弃，在这三项里哪项先？”孔子回答：“放弃军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去兵”。不过，孔子并非反对备战。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使对于个人的生命，孔子也是十分珍爱的，他因为当时用活人殉葬的事非常生气，于是骂道：“最初制作假人陪葬的人，（引发了后人用真人陪葬的做法）他应该断子绝孙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一书的第一篇，孟子就引用了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说明老百姓生命的珍贵。

   孔子又说：“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胁（“乱邦不居”）；孟子继承他的思想说：“杀害无辜的老百姓，读书人就可以离开他的国家。”（“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再如孟子对梁惠王说：“路上有饿死的人你不知道开仓救济，老百姓死了，竟然说：‘不是我的罪呀！是年辰不好的缘故哟！’这样何异于拿刀把人杀了却说：‘不是我杀的呀！是武器杀的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谁能统一天下”的问题时说：“不轻易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充分表明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国家、君主都重要；现在说“爱是没有国界的”、“和谐地球村”，也就是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

   对于《孟子•尽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代统治者都耿耿于怀——直接反对或曲解的政客不少。很多人都用《尚书•五子之歌》上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去异解“民为贵”，认为：“孟子的‘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的意思”。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仍然沿袭……非也！“民为贵”就是老百姓最重要——孟子说“春秋无义战”，痛恨地称那些统治者是“人牧” ，谴责他们把老百姓视为邦本（牧群）的绵羊，任其驱赶、宰杀。

   “孟子的‘民为贵’”不等于“民为邦本”。应该这样解释“民为邦本”――老百姓是国家的“邦本”，是社会的细胞；对这细胞是爱，还是利用，又是另一码事。“民为贵”，就是爱这“邦本”、爱这“社会的细胞”。我们通过对《孟子》的学习，可以这样说，在孟子的心目中，“君”仅仅是一个人，“民”是百姓，是百家之姓……成千上万；君王应该为人民服务――“助上帝宠之”百姓。强将“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老百姓则成为邦国（牧群）的绵羊、是君王（牧主）的本钱，官员们则是为君王“牧养子民”的；“民为贵”释为“民为邦本”，是豢养老百姓，是为统治者的国着想。“民为贵”释为“老百姓最重要”，则是爱老百姓，为老百姓的生存着想。

   对于“民为贵就是民为邦本”这种不顾历史事实，不通文义的武断解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贤是不苟同的。严复在《辟韩》说：“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候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康有为在《孟子微》说“民贵君轻……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之法也！民者如店肆之东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从民所归乃举为民主，如美、法之总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也，孟子早已发明之。”；梁启超在《读＜孟子＞界说》：“孟子言民为贵，民事不可缓，故全书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心，皆以为民也！泰西诸国今日之政庶近之。”；蔡元培在1900年的《上皇帝书》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秦汉以来，为总办者……夺公司以为私业。”

   “民为贵”是孔孟之道的精髓，是最大的“仁”！一般的人只知道爱自己及亲戚朋友，哪里想到过爱普天下的人。如果人类社会以民为贵，世界各国将投入战争的巨大财物用于为生存服务的科研……人类摆脱了像动物一样盲目厮杀、对头领的屈从和盲从该多好啊！

   孔孟之道的儒学本来是和谐全人类的瑰宝——董仲舒阉割了孔孟之道的精髓“民为贵”大树皇权，皇帝的权威有了董仲舒的儒术理论支撑，就绝对“合理”化了。如此，汉武帝当然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皇帝们独尊这样的儒术，历代儒家推崇的“王道”实质上变成了“霸道”，《礼记•乐记》提倡的“平均天下”变成了镇平天下。

   董仲舒主张学术与思想的“大一统”，符合汉武帝好战的心理。他把《论语•宪问》的“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齐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并主持盟会，没有用武力）放在一边，说什么“大一统”是“天命”，人不可违，把自卫战争变成一年又一年的，损失极大财力的毫无道德意义的侵略战争，使老百姓一万又一万的无辜死于王、皇争夺地盘的战争中了。

   就像诸葛亮这样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赫赫正派的名人，也为“大一统”发起过多次劳民伤财、牺牲无辜，毫无道德意义的侵略战争，也为忠君义主所损——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病危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着回答刘备：“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可以看出像诸葛亮这样“优秀”的治政家，也不是以国以民为重。“忠”“义”，使他忽视了苍生……仅为刘家的天下鞠躬尽瘁，干了很多“各为其主”，“功不至于百姓”的事。如果诸葛亮按照《孟子•梁惠王》上下两篇的内容做，蜀国岂会灭亡？偌大一个蜀国，只要自己爱民、富国、备战，魏国能怎样？这正如孟子所说：“七十里为政，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蜀国的版图岂止千里！然而，诸葛亮不以民为贵，“各为其主”的一再选择了主动进攻魏国的战争……这与《论语•尧曰》记载尧、舜、禹、汤等圣贤实行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恢复被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族，提拔被遗弃的人才……）相差甚远！

    有些人会说，即使诸葛亮不进攻魏国，将蜀国治理得国富民强，但他死后也难避免战争……？
笔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人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多些和平安宁的人生，总比多些战乱动荡的人生好。再说，谁愿做战乱的不幸者？“大一统”不付诸武力，不禁锢思想，当然可取。

    虽然人们从小到大就被影视、书刊表现死的场面弄得见怪不惊、“视死如归”，但是真正的死，又是另外一码事了。我们应该能够努力地想象出战争的残忍、可怕。如果你或你的父母、子女、爱人、兄弟、姐妹、亲朋……真的被无道德意义的战争夺去了生命，该是什么心情呀？

2.当今对孔孟儒学的大误解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被季羡林、张岱年、金景方三位先生“序”为“最好的辅导教材”、“传统文化的精华”、“深刻的道德观念”的《中华儒学精华画集》（丛书；宋一夫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竟专设几个篇目的故事把朱元璋作为儒学中“礼”、“信”的道德榜样（大概季羡林等先生太忙，写序言时没看该书的目录）。姑且不说朱元璋因为恼怒《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从而删去了《孟子》一书中的很多内容，他得皇位后，背信弃义滥杀昔日战友，利用锦衣卫、“文字狱”滥杀无辜，仅三年内，就杀戮了三万多人！这样的“榜样”——这就是儒吗？对于奸雄曹操，该书又把他作为儒学精华中的“恕”者、“信”者，专门用三个篇目的故事来标榜。这，岂不令人误解儒学？这，应该是“中华儒学精华”吗？

  《三国志•魏书•武帝记》明载曹操因其父“为陶谦所害”故“复仇东伐”，“拔五城”、“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 ——为了报他父亲一条命的仇，“东伐攻克五城……一路残杀百姓，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三国志•魏书•方技传》又记载了史上的大名医华佗被曹操杀害的经过：“……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曹操，只因为华佗不愿意做他的私人医生，竟拷打、监禁、杀害华佗，连华佗的医学著作也不许留下来治病救人！他也是儒？……
    曹操为报私仇，丧尽天良地率大军一路滥杀无辜百姓；欲将天下名医据为己用，不从则杀之；刚愎自用，杀陈宫、孔融、杨修……这样的史上“白脸”，也与孔孟的儒学沾边，真让人“搞不懂！”
该书对《“恕”字的解析》一文，还用了七分之一的篇幅来引证曾国藩谈“恕”。

    生命哪能让人草菅！孔子说：“……民无信不立”（……老百姓对政府失去信心，国家就保不住了）（《论语•颜渊》）。曾国藩为“争一时之平安，遗长远之疾痛；其攘外必先安内、杀人不完证据”——天津教案残民赔款大失民心，非空穴来风之说吧？非孔孟之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为吧？

   最应该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在“各为其主”上做文章，跳不出类似“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理念，不从“生命”的角度动脑筋？不仔细想一想，古今中外那些在大人物们支使下，相互厮杀的人们……究竟哪一方是本来该杀的坏人！？很多时候，是不是非要杀……非要借刀杀人？《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俄国的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者索尔仁尼琴说：“哪怕是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运动历史，也是不可取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各为其主”杀人真的有理吗？儒者应该是曾国藩这样装模作样，“堂前读《论语》，堂后杀俘虏”的人物？如此，用他的言论谈“恕”，难免会造成人们对儒的误解吧？

   《中华儒学精华画集》专设故事篇目的榜样人物还有杀人如斩草的年羹尧，还有很多根本与儒学无关的人物。先贤严复说：“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编书的人拿不准什么是“儒”，也应该如此想想：
禽兽要吃人，人不吃人。而朱元璋、曹操、年羹尧之流却要吃人—— 朱元璋、曹操、年羹尧之流伤害无辜的能力比豺狼虎豹凶猛千万倍吧？

    看到这些代表“儒学精华”的历史人物在大人物们标榜的书中出现及古今对孔孟儒学的各种异解，难怪时至今日不知儒学真面目的人还在书刊上、媒体上大贬孔孟之道；难怪会出现类似“戏说”的种种文化误导；加拿大的《环球邮报》会说：“中国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娱乐和商业化。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环球邮报》2006年6月14日，《读书减少促使中国人自我反思》作者：杰弗里•约克，伊文译）

[ 本帖最后由 周诗淳zhou 于 2008-8-29 00:17 编辑 ]

楼主“灰常”的愤愤不平啊~~

孔明自比管仲乐毅~，不过他们二人都是行的“霸道”，而不是“王道”。
后来劳民北伐，那也是很自然的了。

《中华儒学精华画集》
曹操、朱元璋、年羹尧等人~不说他们有其闪光的一面，至少是有其闪光的一件事或者两件事的。我没看过那本书，但想来得以入选的，应该也是可以称道的事情。
至于他们的杀人如麻，那都是“封建糟粕”，编者只“取其精华”而已。

不过，有点麻烦的是...看了曹朱年那些闪光的事情...有些读者浅尝辙止，以为曹朱年等人都是这样形象高大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确实有些不妙。

嗯嗯嗯...如果照楼主的意思...这本书要如何编呢?
1、我中华人杰地灵，仁人志士灿若星河，何必要拿这些恶人偶行的善事来凑篇幅呢？举些别的人/事，不是一样编书么?
2、还是用这些人/事，不过同时要交代清楚：这些人的“礼、信、恕”只是其人格的很小一方面，整体来看，他们还是很奸诈凶残的~

" 我中华人杰地灵，仁人志士灿若星河，何必要拿这些恶人偶行的善事来凑篇幅呢？举些别的人/事，不是一样编书么?"

呵呵，这得谙熟经史，不然哪里来那么多故事？

但是这个谙熟经史，又如何轻易得来呢？
跟权威辞书出版社编撰辞书一样，少不得10数年的硬功夫~
（现在不少出版社见利而起，起先是剪刀+浆糊，现在是Ctrl+C,Ctrl+V，盗用他人的辞书研究成果）

所以...这个说起来简单，实际却不好做，经史不熟~没有足够的善人善事可用，退而求其次，拿曹操等人的事迹以充下陈那也是很自然的了。

楼主不要太责怪诶。 呵呵~

曹操么，若魏长久，少不得又是一周公

思想伟人梁启超说：“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得一个人？人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先贤严复说：“初不知所谓学问者，即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