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谈朱熹篡改孔孟之道

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教育家、作家叶圣陶说得好：
朱熹的著作极多，他所注解的书风行天下，他的教义差不多就成为国教，……政治势力作一派学问的护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唯谨，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归结，是养成些恭顺附和的人，思想界现出萎靡的气象。（《〈传习录〉注释本绪言》）

华夏文化名人南怀谨先生在《论语别裁•再论〈论语〉》一文，说朱熹“对四书五经的注解 ……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千真万确！

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里选出，和《论语》、《孟子》集注为一体，名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或“四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在还没有展示原本《大学》的正文时，就以正文开章明义的形式写道：“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把他的祖师程颐凌驾于孔子之上，十分尊敬地称程颐为“子程子”（程老老师爷），而对孔子就不那么礼貌了——“孔氏”是泛称。

最重要的是，朱熹又在《四书章句•.大学》做手脚，将原本《.大学》开章明义的纲领性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大学问的道理，在于明白光明的道德，在于爱普天下的人民）中的“亲民”，异解为：“程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推以及人，使之亦有去其旧染之污也”。这样的注释，统治者们岂不高兴！他们不但可以抛弃“民为贵”，而且还要“革其旧”，使人民“去其旧染之污”，想怎么革就怎么革，想怎么驱使就怎么驱使，哪管他什么《论语》的“使民如承大祭”（役使老百姓如同承办大的祭祀活动那样小心郑重）。难怪自南宋以后，到清末民初，统治者们都法定用朱熹的“章句”之学作教材、作考取功名的标准答案。

其实，《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就是从《论语•学而篇》而来——“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亲民”，就是从《论语•学而篇》“泛爱众”（博爱人民）而来的。

《大学》《中庸》本来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曾参）和曾子的学生子思（孔子的孙儿）写的道德论文，而《论语》才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的真实记载，朱熹却别有用心地舍本求末，把“教参”当课本。在他编篡的《四书章句•大学》里开章明义、自作主张地说：“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大学》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特别令人反感的是，在他的《四书章句•大学•.或问》开始，又还说什么《论语》《孟子》只是“应机接物的微言”，要人把《四书章句•大学》视为“垂世立教的大典”。

最令人生气的是：朱熹还特别把原版《大学》《中庸》里的内容次序任意改编，大量用他自立的体裁“章句” “或问” “辑略”去偷换孔孟之道的概念，要读者“将‘章句’来解文本，又将‘或问’来参‘章句’”。如此，看来看去都是他的东西，岂不误导？然而皇帝们偏偏法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来代表孔孟之道。从此，孔孟儒学更加成为了名不符实的儒学——“程朱理学”；程颐和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清朝，“儒生谢世济对十种儒家经典作过注释，觉得朱熹对《论语》与《中庸》的注释，支离破碎，错误百出，便以己意笺之。结局是其书销版不得留存。”

由于政治的介入、程朱理学家做学问始终不忍割爱的心理所至，朝朝代代都把朱熹奉为文化与道德的伟人。

到了当代，维护程朱理学的大学者是钱穆。1995年，郭齐勇、汪学群二先生著了“目前中国大陆第一部全面评述钱穆思想与生平的研究专著”——《钱穆评传》。该书《集孔子以来之大成者：朱子》一文说：
一般意见认为，朱熹只是理学集大成者，是对孔子学说的第二次改造（第一次是董仲舒），不把朱子与孔子并提。钱穆则突出朱熹在历史上的地位，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看作是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具有纲领性的评价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该文又朱、钱并论的说：“钱穆为什么着力阐扬朱子，朱子能吞吐百家，汇纳众流。朱子学术特点与钱穆追求的学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换言之，通过对朱子学术全景式的研究，使我们也看到钱穆治学贵在贯通的特点。”人们不禁要问：为谁“吞吐百家，汇纳众流”——为理学的“道统”、统治者的文化思想“大一统”。

在教育界，颇具权威性的《教师人文读本•经典和经典常读》（中册）之《引言》将盛誉朱熹的文章《经典常谈•“四书”第七》“放在卷首，以作提纲之用”，还说“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该文的结尾夸朱熹：“他果然成了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说朱熹是程朱理学道统的大师不错，但朱熹绝对不是儒家道统的大师！朱熹的哲学对统治者“切于世用”，对人民是不切用的。所谓“一般人接受了”，那只不过是因为——因为古代“要考”……现代的学界大人物误导罢了！

由于众多读书人习惯以权威的学术马首是瞻——大概《经典常谈•“四书”第七》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先生写的吧，《教师人文读本》的编辑也就没有去看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林语堂、叶圣陶、南怀瑾等先生批评朱熹《四书集注》的文章了。另外，也应该谈谈：对于孔子痛恨的“乡愿”，《经典和经典常读》里有关孔子、有关《论语》的文章根本没有提及——现在奴隶是没有了，但是当代的“乡愿”——好好先生、伪君子比比皆是，他们的伪善似乎给社会增添了和气，但是，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定。正如大学者纪晓岚在教他“初入世途”的儿子的信中所说：“误交真小人，其害犹浅；误交伪君子，其祸为烈矣！盖伪君子之心……包藏不测，起灭无端，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非若真小人一望可知也！并且此等外貌麟鸾中藏鬼域之人，最喜与人结交……”

当代学界知名的国学大师傅佩荣先生也推崇程朱理学。他在2007年2月著的《傅佩荣细说孔子》中说《中庸》“曾由宋儒朱熹改编，将一整节文字的顺序提到前面，使全文含义更为清楚。……我认为朱熹的改编令人敬佩，故本书采用朱本”；傅先生对《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翻译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如此，“亲民”的意思就被翻译掉了。对于“亲民”，清代乃至近代著名的孔孟儒学启蒙课本《弟子规》就毫不含糊。该书开章明义的这样写：“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亲者，爱也，与“新”完全是两码意思。世界上充满了爱，才可能和谐。而一味的追求“新”，那就难免争夺、战争…… “亲民”与“新民”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孔孟之道的精髓被朱熹破坏了。

《论语》与原本《大学》是课本与教参的关系，其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傅先生所说，“高等教育的目标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赋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那么，对于《论语•泰伯》篇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傅先生却翻译成“孔子说：‘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此，岂不矛盾？

如此，所谓的“高尚品格”、“完美之境”，只不过是“人民新的生命”在“高等教育”后得到的假文凭现像——因为“对待百姓，可以使他们走在人生正途上，却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其中的道理”。

另外，《傅佩荣心得合集•〈解读孟子〉》（2007年1月出版）的前言说：“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那只是孟子对统治者的起码要求，并不等于“民为贵”、“宠之”。再说，孟子“民为贵”的思想也是来自历史事实——《论语》的结论篇《尧曰》引述史书《尚书•尧典》：“……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就是爱民如宠子的“宠之”和“亲民”的做法，而不仅仅是“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

傅先生也是弘扬孔孟之道的学者，他的很多著述令笔者敬佩。不过，笔者以为傅先生受程朱理学影响很大。如他的《论语心得》，将孔子师徒身处困境的幽默对话变成了“理学”的面孔——孔子被拘囚在匡时，失散的颜渊最后终于来，孔子高兴得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渊回答：“老师你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傅先生却用官方语言，把“死”翻译成“遇害”（“我以为你遇害了”）。如此，《论语》里多处可见孔子师徒身处逆境时的幽默则荡然无存，孔子便成了文庙里的“孔圣人”。

对于程朱理学，还有非常看重它的教授。如郭齐勇先生在《四书学的过去与未来——序新版》（湖南岳麓书社新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2007年12月出版）说：“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笔者可以这么自信地说：“四书”里的《大学》《中庸》如果没有寄生于饱含仁爱，有人有物、有事有理、有情有景……的《论语》《孟子》，则纯粹是空洞难解的道德文章；而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之说，根本不适合当代读者。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可以从‘四书’学习孔孟之道？‘四书’的正文几乎都是孔孟及其弟子的原文吧？
平心而论，能够不看注解读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人太少，更何况《大学》《中庸》是满篇说教、充满玄理，几乎全靠抽像思维去理解的古文。因此，从朱熹的“四书”学习孔孟之道必受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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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的生活态度是‘绝对乐的生活’”，“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程朱理学却悖离孔孟之道，不尊重人的生物性——孔孟之道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程朱理学却将董仲舒的王道“三纲”发展到禁止寡妇再嫁，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腐儒们并将此说扩展成愚忠的格言，致使中国人传统的奴性 、愚忠、苟安……导致封建社会的漫长，极权统治的延伸。

孔孟之道教我们仁慈、博爱、礼乐，过和谐的生活，讲吃讲穿讲玩；《论语•乡党》就是讲吃讲穿的代表篇。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程朱理学却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熹的“天理”，主要是指“三纲五常”。但朱熹的《朱子语类•卷三》又有“饥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的解释。该书卷十三又说：“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他又在《四书集注•孟子•滕文公上》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这，与他的程老老师爷兄弟二人的“蔽于人欲，则忘天理也！”（《二程遗书卷十一）十分吻合。

程朱理学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将人想吃美味、寡妇想再嫁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天理？还“存”什么“天理”？还奢谈什么“仁”！他们所谓的天理，无非是对皇帝的“忠”“义”。他们还把董仲舒的学说发展到极至，恪守天下只能忠于皇帝的学说，认为对于皇帝的忠心，是天下最大的义，时时刻刻都不能忽略—— “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也！”（《朱文公文集》）

董仲舒说“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朱熹进一步奴化一切成就归功于皇上的“义”，说“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见得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卷十）。然而孔孟之道不是这样的：孟子与董、朱的观点大相径庭——““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还主张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样将皇家园林与民众共享，说：“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对于“义”，视为真理。如“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规定要怎样干，没有规定不怎样干，只要与道义并肩就行了。）；《论语》开篇的《学而》只说了“为人谋而不忠乎”，并没有董仲舒那“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忠者，谓之患”之类的言论。相反，孔子说：“老百姓对于仁德啊，比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水与火更为迫切，（并无过量的忌讳）；对于水与火，我看见过溺水蹈火而死的人，却没看见实践仁德而死的人呀！”（《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的不是对君王的忠、义，而是对老百姓无微不至地关爱；

孔子还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给人民很多好处，又能广泛地帮助大家生活得好……就是圣德……作为仁人，自己要立身，同时也要使别人立身；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凡事能将心比已、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论语•雍也》末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子说：“仁者爱人”。程朱理学是怎样的提倡“仁”“爱”呢——“明清两代贞节牌坊遍布全国城乡”，至今还可以在安徽歙县见识贞节牌坊群、在四川隆昌县见识“多人同坊”的“孝节总坊”。仅从咸丰五年到光绪四年这二十三年间，隆昌就有348名女子“荣登”青石牌坊。其中年龄最大的36岁，最小的16岁，而20-30岁之间的青春女子竟达320名。受皇帝圣旨表彰的节妇如果偷情，就要冒“失节事极大”的险去玩命。仅咸丰五年，隆昌县就记载了12起寡妇偷情“案”，他们几乎都被捆绑沉水溺死！

再讲程朱理学之不合情理：
朱熹还将《大学》的“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恣意发挥，强调“格物致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乎到“一旦豁然贯通”时就具有通晓一切事物的绝对大智慧了。

请注意！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物”，不是一般的物。他的《文集》里解释“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他特别申明：“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饭也！”也就是说，“草木、器用”等自然科学算不上学问。是“沙.”，当不了“饭”吃。（对于如此谬论之危害分析，请见后文《程朱理学有损“成功智力”》）

更不可理喻的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目的不在于对事物的具体运用，只要求“致知在格物，物来则知起，物过付物；不役其知，则意诚不动”。怪了！“不役其知”，“格物”来干啥？“不役其知”的“格物”，那只是“物来则知起”，对物的被动性注意，就事论事的“穷其理”，而不是带着为用而“致知”的目的去观察事物，进行相关思考。如此，哪里可能“一旦豁然贯通”？程朱的这种怪异思想，是受了《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影响，是要效法禅宗六祖那种“旗动心不动”，知物而不为物所累的非凡境界，想获大彻大悟的智慧。难怪程颐临死还坚持说“道著用，便不是。”对于这样不切合生活实际情况的程朱理学，只有作为哲学来研究还差不多！

孔子说：“不偏不倚的道理并不远离人们，人为地将道理弄得高远而且不近人情，不能把它作为道呀！”（《中庸•笃行》“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像程朱理学那样的“道统””，是对“学而时习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极大歪曲！可是，统治者们却发现程朱理学的“道”、对于统一天下人思想的“新民”和绝对忠于皇权的“不可须臾少忽”太好了；加上格物“不役其知”而企求达到“一旦豁然贯通”，最终可以进入高层次“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而“与天地参”的佛式理学，可以让知识分子与世无争，于是，都下旨推崇，以至成了读书人代代必学必考的课程—— 官方教材。

令人遗憾的是：古今一些理学大师到了一定时候，大都以一种作古正经式的态度说“天人合一”、“与天地参”，却不提或不强调“民为贵”，像孔子、孟子那样“适弗逢世……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如此，“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成了空话。

[ 本帖最后由 周诗淳zhou 于 2008-9-4 21:36 编辑 ]

请读者再看看我国古今的大学者是怎样批评程朱理学吧：

对于程朱理学，也靠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考取功名的清代大学者纪晓岚特别反感，在他退休闲居时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就数十次的指责程朱理学及所谓的“儒者”；一再公开蔑视程朱。比如他以该书内容为题材写的：“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传语洛闽（指程、朱）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就是取笑程朱理学家不懂大千世界，自以为是。

清代大文人袁枚在他的《小仓山房文集•与薛寿鱼书》中，把程朱的“语录”贬得一钱不值；又在他的《子不语•麒麟喊冤》里借神之口，骂理学家无非是一批只配吃糠壳的下等文人；写孔子、如来、老子对这些下等文人根本不屑一顾。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他对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戴震还从理欲之辨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说程朱倡导的为了“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造成了古今许多人间悲剧——“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摘自《中国历代大儒》）

对于程朱理学的“儒”，为我国学界开“兼容并包”先河的伟人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说：
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思想、言论自由，全被剥夺。

文化与思想巨人胡适在《自由主义》一文说：
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后，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最早的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上，每到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程朱理学）的大运动。

现在，仍然有人抬出钱穆的历史观……如：
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力图还历史以真相，比如钱先生在本书中分析说，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但明清两代确实又出现相权日益收紧，皇权极力膨胀的现象，特别是清代，钱先生承认确实是专制黑暗，但钱氏同时指出，清代政权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权’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不可因清代之专制，便误以为传统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

“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真的是“君权与相权的分设，政府对皇室的制衡，足以证明传统政治体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吗？这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对钱穆的“汉唐盛世是一个一统的政治和平等的社会”进行驳斥所说：“一个历史学家这样歪曲历史，实在令人纳罕。……也许钱先生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求所以‘饰’今。”；这不能不令人怀疑钱穆有意用程朱理学的“儒”来改变孔孟之道的儒。

沟通中西文化的大师林语堂在《孔子思想的特性》说：
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设非如此，则整个儿一套儒家的伦理学说就完全破产，亦毫无实行的价值了。

在《论孔子的幽默》说：
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了孔子原来的面目。仿佛说，常人所为，圣人必不敢为。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孔子偏偏敢为。

他又在《孟子说才志气欲》一文说：
不幸，我们所见的所谓孔学，都是板起长脸孔的老先生，都没有孔子之平和可亲，或孟子的泼辣兴奋。七百年来道学为宋人理学所统制，几疑程朱便是孔孟，孔孟便是程朱。

华夏文化大师南怀瑾在《原本大学微言》里说《朱晦翁昧改〈大学〉》（朱晦翁即朱熹）：
“亲民”改作“新民”！那就要随时改变政策，常常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朱子不但如此，又将原文《大学》的文章，运用他自己的观点，重新改编次序，分为十章。明儒理学家王阳明，他已发现朱子太过分了，他也不同意改“亲民”为“新民”。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中国文化史上，开始以宋儒二程一系的理学，和南宋以后继承“程门”心法的朱熹（朱子）儒学，便接替了上古历代先圣和孔子的心印，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大误会……苏东坡已经提出过纠正的呼吁。

然而，现在还有些大人物拥护程朱理学——有了钱穆那样名声远扬的学者对程朱理学的高度赞扬，有多少人会想到程朱理学不是孔孟之道的儒学呢？ 2002年9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大学•中庸•论语》的“前言”说：

宋代大学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合称为《四书》，并对其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如今已成为我们学习中华文化的必读书，它对我国人民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从上面的“特别遵崇”可以看出，儒家最经典的《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相比之下就没那么重要了。《中华传世名著精品文库•大学•中庸•论语》对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仍按大人物尊朱熹的说法解释“亲民”——“亲，当作‘新’，为使动词，即‘使……革新’。”；“所以统治者在新民方面，应该尽心尽力追求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

因为“新民”导致出中国历史上一幕幕的政治运动，究竟对老百姓有些什么好处？

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意思是众人都认为好的东西，未必真正的好，还需要考察——我们要看看朱熹对“儒学之重光”有多大“贡献”、“对我国人民道德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究竟是否“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下文：四谈《你认真读过《论语》《孟子》及其他儒学书籍吗》——《程朱理学从古至今误国误民》）

[ 本帖最后由 周诗淳zhou 于 2008-9-4 21: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