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谈......《程朱理学从古至今误国误民》）
四、程朱理学从古至今误国误民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前言》）
程朱理学是封建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古至今误国误民。
博学的康熙皇帝明明知道孔夫子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是真理，并且对他的近臣张书玉说：“理学名目，彼此辩论，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然而，他却看上了“臣之于君，竭其忠诚”、“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及“格物致知”而“不役其知”等理论，为皇室利益而师心自用，仅以做忠臣、良民、迂夫子、书呆子的“理学”来对待全民教育，因此对朱熹讲学而著名的岳麓书院颁赐了“学达性天”匾额，并下圣旨用程朱那一套来“施诸政事，验诸日用”，化旧民为“新民”，以顺服清庭，从而实现他子子孙孙都当皇帝的私心。为了更好规范天下人的思想，康熙还下圣旨让朱熹的泥身在天下所有的孔庙（文庙）享受特殊待遇。乾隆还说“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朱子即朱熹）然而事与愿违，清朝用了程朱理学作为教育与“科举”的法定教材、标准答案后，反而江山日衰、不得昌盛。
可叹皇帝们用程朱理学作为教育与“科举”的法定教材，将朱熹作为读书人“最为尊崇”的榜样——说几个典型：
古今中外盛誉孔孟之道的人极多，但是真正理解的人很少，曲解的人却很多。如精通程朱理学的“大儒”方孝孺，因为一再反对明成祖朱棣篡夺其侄儿明惠帝朱允炆的皇位，不顾朱棣对他的严厉警告：“再反对，就杀你十族——加上你的老师的满门就是十族！”。可是愚忠“真命天子”的方孝孺却偏要硬顶朱棣，至使847人陪他这个“大儒”无辜死去。
孔子告诫士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愚忠之士则只知“忠”而不识“道”，奉信“自古忠孝不可两全”，因此可以为“尽忠”而不仁、不义、不孝……。真是迂腐！为什么不可以像孔子对待阳货那样巧妙周旋——实在摆不脱朱棣的威逼，仅一人殉死而已，何必要愚忠用事，连累大家去死。
理学家们经常把孔子的“仁者爱人”挂在口上，可是一个“忠”字，却抵去了“仁、义、孝、礼、信、智”——你方孝孺一人要牵连十族的人去死，征得847人的同意了吗！？
对于这个“国家不就是朱家的天下”都没看透的人，明清大儒黄宗羲却将其愚忠的事迹编入了他的《明儒学案》，彰扬他的“忠烈”，而只字不提847条人命的无辜消逝。这，不是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悖离吗？这只是历史上愚忠的典型例子之一。又如武将岳飞，也没有读懂“民为贵”，没有读懂孔子的“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则止”。
岳飞不知“精忠报国”是报祖国，而不是报“值班”皇帝的国——没有挥军直捣黄龙府，迎回徽、钦二帝，维持百姓久盼的安定，却放弃即将取得的胜利，班师回京，白受“莫须有”而冤死！在他的心目中，值班黄帝就是“真命天子”，对值班皇帝的忠诚应该高于一切。殊不知为他御笔亲书“精忠岳飞”，还下旨将这几个字织在旗上的宋高宗，怕他迎回徽、钦，自己会失去皇位，于是让秦桧将他处死。其实，跪在岳飞墓前的铁人应有宋高宗。对这段历史，人们总是在忠与奸上做文章，就想不到那皇帝的不义、阴毒——难怪历代皇帝都要“独尊”董仲舒等“大儒”的变种儒术：“忠”。回顾历朝历代忠于君父而死的人，有很多人的死，的确是“功不至于百姓”。如袁崇焕的死——理学的愚忠，使他们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都忘了！
明朝对理学起到了“承先启后”作用的“理学殿军”刘宗周，也是理学误国的典型人物。在明崇祯皇帝处于天下大乱，万般无赖之下，准备让传教士汤若望制造先进火器时，他竟然坚决反对，说什么“今日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还主张将夷人（外国人）汤若望“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
孔孟之道教我们“学而时习之”、“笃行”，程朱理学却强调“不役其知”。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刘宗周这种做法与孔子的思想差别太远了。在明朝江山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他却不会分析政治军事形势，还死抱理学谬论不放，说什么“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后来明朝彻底垮台了，不识时务的他，甘愿做愚忠朱家王朝的殉葬品、绝食而亡。
中国历史上诸如刘宗周之类的文武大臣，总是把国与君连在一起来考虑皇室的利益和安危，就不知道把国与民连在一起来考虑普天下人的利益和安危，这，当然是愚忠教育的结果。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像他们这样愚忠皇家，还说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如此殉节而亡，真是“功不至于百姓”，对于天下太平毫无贡献，死得不值！
世界文化史上著名的英国李约瑟博士著《中国古代科学史》时，“有一疑惑不解：即中国自古以来科学技术水平均领跑于世界，但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中国的精英、中华民族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李约瑟博士如果知道明崇祯皇帝听了“理学殿军”刘宗周的瞎话，就不会疑惑了。
纵观古今历史，正是那些子子孙孙都想当皇帝、享特权的私心误了国家、害了人民。这正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学说的继承人弗洛姆”——“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人学的研究说：
直到今天，许多社会都只为少数人利用多数人的目的服务。为了不让多数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少数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而也间接地愚弄和威胁了他们自己）。因此，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范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标与人性的目标一致时，社会才不再使人残缺，不再增加罪恶。
除了前文列举程朱理学之荒谬，也应提及朱熹为了谋求尊贵而不顾廉耻的事——他向宋高宗上了个秘奏，谈“安内攘夷”，称《大学》为“帝王之学”（《原本大学微言》）。蒋介石当然也喜欢程朱理学“臣之于君，竭其忠诚”、“忠孝二字，此天下之大义，不可须臾少忽”之类的愚忠独裁理论；也推行朱熹的“安内攘夷”——西安事变，就是张杨“兵谏”，反对蒋介石执行“安内攘夷”的剿共政策所为。之后，蒋介石一再挑起内战，仅此，也不知荼炭了多少万生灵？
由于蒋介石死心踏地行使“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竟将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命、血肉赔偿金免了——二战后，“据有关专家估算，日本对我国的战争赔偿应不少于3000亿美元，其中政府索赔1200亿，民间索赔1800亿。”竟被蒋介石率先免了！！这，难免给我们民间对日讨债人士带来了根本性的困难吧？
大概一个决策者因为要“光复大陆”，一个决策者因为要“解放台湾”，就“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或者为了维护中日邦交的永世友好，就“肚量”宽广地“宽容”了日本（详情请见《四川工人日报•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赔偿始末》“1997.4.7”），拿成千上万中国同胞的生命、血泪“换来”的3000亿美元做了泱泱大国的脸面。可以说，对日本侵略者历朝历代屡屡残暴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有着万分痛恨的民族情结。从毛泽东续蒋介石先后免了日本对我国的战争赔款到现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仍不拆除，相反——这只能增添我们的民族心理结构里的反日情绪，肯定会骂：小日本，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免了你3000亿美元，你还念念不忘祭奠那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大战犯，还梦想侵略我们吗？！
对于一个似乎屡不悔改暴行的民族，我们口口声声说什么“一衣带水”’，人家真的那样认为吗？我们的中国同胞被日本侵略者2000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8万多人，至今化学武器的遗毒尚存，中国居民被泄漏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然而——然而日本首都东京的市长石原，却以一本《日本可以说不》来坚持侮辱中国，甚至宣称南京大屠杀是夸大和捏造……
中国的两岸首领先后免去二战后日本赔偿中国3000亿美元的事，在相对民主的西方怕是行不通吧？二战，苏联收了德国12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犹太人收了德国600亿战争赔款，而我们的遭遇——八年的大屠杀、大破坏哟！竟得不到——这是因为“臣之于君，竭其忠诚”、“朕即是法”的千年愚忠教育的流毒所至！从学界公认的第一流中国问题专家——美•费正清先生的《观察中国》一书上，我们也可以知道“蒋介石腐败政权”仍然保持着清廷那种“无功绩可言的忠诚。”
[ 本帖最后由 周诗淳zhou 于 2008-9-7 13:21 编辑 ]
